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时间:2002年4月17日作者：郑文:《中华读书报》问：眼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受到社会高度物质化、技术化发展的重重包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人文学科的意义何在？比如说人们常常会问，研究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的学者，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答：今天一本学术性历史论著，通常只能印到两三千本，多数还收进了图书馆。一篇学术性历史论文，读者通常多不过百人，少的干脆可能只有几人。如果你一生的努力不过如此，你自然会有人生价值的困惑。人的一生，总要有所成就。创造，然后享受。或者生活，或者事业，或者生活、事业兼而得之。历史学能够给人提供这种成功的机会吗？注意到今日教育体制改革之趋势，注意到海外诸高校师生之比例，注意到多数著名高校历史系本科同学中几乎没有以学历史为第一志愿者，将来历史研究怕是不仅后继乏人，而且要靠收费学生人数来维持生计的历史系部分教师的饭碗，或许都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说历史研究就真的没有用了吗？当然不是。要知道，进入到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快节奏的社会里，注重严密考据和需要大量去翻故纸堆的历史学，注定了只能扮演一个不为那些每日奔波于生计的普通人所重视的角色。但历史研究有用没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论文、论著有多少人读。有人读没人读，或读的人多读的人少，其实关键还是历史学家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历史研究的论文、论著鲜有人读，就断言研究历史无用。其实，只要注意到自20世纪末以来，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动辄呼吁维护传统史观及“正史”地位，提出有所谓“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严重危险；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历代当政者都极端重视史官的工作，并且极力试图左右历史的记载与历史的教育，我们就不难了解，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目中，历史及其研究，不仅事涉个人、政党功过是非的评定，而且简直具有与国家命运几乎相等的地位。历史研究之有用，尤其在于，无论有没有历史学家的参预，人们都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去“研究”历史，历史的记载和教育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用。这是因为，人会本能地希望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状的由来。人类之不同于动物，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具有知识兴趣、自我认识、道德规范、经世致用等种种主动的意识需求。没有历史学家的参预，人们即使通过文学、诗歌或口头传说等等，也总是想要记录或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知识兴趣）；想要认识和探究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自我认识）；想要用历史上是非善恶的事例，告诉世人及后人，理论上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道德规范）；想要提醒或教会人们如何参照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经世致用）。正因为人类对历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与历史叙说或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与这种历史叙说或研究的成果，能否表现成易于为今人和现实社会所接受的语言及其形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学术专著，讲古代史的就不如讲现代史的读者多；同样是说明历史，写成诘屈聱牙的就远不如写成通俗生动的受众广。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和《柳是如别传》之所以能弄到广为人知，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读过这两部艰深的文字，而是得益于陆健东介绍陈寅恪最后20年生命轨迹的通俗文学作品。一部《雍正皇帝》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弄到街头巷议的地步，恰恰在于它的题材与内容搔到了当今社会政治的某些痒处。二问：不过，作为一门现代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以规制严整的学术表述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在这种专业的、甚至是艰涩的研究与时下流行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乃至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二者之间，在价值体现上是否有所分别？答：普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以及纪实文学等等，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通大众的某种兴趣，有多种原因，这里面既有其形式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能够引人入胜的原因；也有它们中有些内容能够使人基于对现实的关怀而产生某些联想的原因；更有其某些内容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