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影视史学开创“看”历史的时代梁艳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和历史相结合，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表现形式——影视史学。“年轻”的电影在古老的历史学上的“嫁接”，给历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活力影视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模式和历史表述方法，使人们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读”、“写”、“听”历史的传统研究模式，从此还能够“看”历史。作为当代西方史学的新生代，影视史学的形成有其具体的学术背景，这就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发展的结果。影视史学的形成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我们知道，史学与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每个时代都会对史学提出不同的需要。影视史学的兴起，正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要求与特征。影视史学在当代的面世，还与近百年来的媒体革命密不可分。失去了现代传媒技术这一支撑，影视史学也许无法产生。影视史学能激发人们与历史对话的愿望在影视史学诞生之前，已有不少专业的历史学家应用影视媒体来从事教学，甚至参与历史影片的制作，并通过摄影、剪辑等手法企图创建一套电影的语言、文法，有意探讨和构建电影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及理论基础。比如，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初，弗科斯·泰勒勃特就把电影比作“自然的笔”。1921年，奥古斯都·沃尔夫更赞叹电影是一个历史学家。由于电影长期处于默片时代，直到二战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正视影视与历史的关系。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学者马克·费侯写了《电影与历史》一书，已经涉及影视史学方法论与知识论的问题。他将电影当作重要的史料，拿来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史料相互对照考证。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A.罗森斯通则把他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搬上了屏幕，并亲自参与制作，这两部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柏纳学院历史系主任马克·卡尔尼斯，在其所编的《幻影与真实：史家眼中的好莱坞历史片》一书的前言中，引述戈尔·韦达所言：“我们终将承认，教育体系在引介历史传承的功能中，将会逐渐褪色；最后，年轻人是靠电影来了解过去的。”当然，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天真地企图以影像来取代历史著作。马克·卡尔尼斯说：“电影和戏剧、小说一样，可以激发想象、娱乐大众，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取代广泛收集材料、缜密推理分析的严谨历史著作。”但是电影独特的叙述能力刺激了大家想要和过去对话的愿望，正是这一点显示出影像史学独特的魅力。1970年，约翰·伊欧·科勒和马丁·A.塔克松建立了“历史电影委员会”，隶属于美国历史协会，并发行了一份历史影视研究的跨学科期刊《电影和历史》，以探讨好莱坞和欧洲的电影制片人怎样去描述历史，并报道这些历史电影的真实与错误。1988年12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93卷第5期专门开设“影视史学讨论”专栏，邀请罗森斯通、赫希利、海登·怀特、约翰·伊欧·科勒和陶普林就历史学与影视形象的关系、历史学与影视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这篇文章中，创造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一词，以和传统的“书写史学”（historiography）相对应。在他看来，书写史学是指“利用口传的意象以及书写的叙述所传达的历史”，而“影视史学”则是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叙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怀特对影视史学的定义很明显不再将影像当作史料，而是和文字一样是一种书写历史的工具或者介质。他指出，无论是书写的或视觉的历史作品，都无法将意图陈述的历史事件或场景，完整地或大部分地再现出来，即使连历史上的一件小事，也无法全盘重现。后来，台湾中兴大学的周梁楷教授首次将“historiophoty”一词译为“影视史学”，以“史学”这个名词来强调“historiophoty”是门学问，它也有（或应有）自己的知识理论基础。1992、1993年，他在台湾《当代》月刊上连续载文，并通过举办研讨会和开设课程，逐步深入到知识论的层次，意图建立起真正的学术类别，涵盖的内容也逐渐广泛和清晰。1996年，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首次向内地学界引介影视史学，并发表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与海登·怀特相比，周梁楷扩展了影视史学的内涵。他认为影视史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静态的或动态的图像、符号传达人们对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