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基于时人视野的考察摘要：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面对高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时人反省并提出了批评及整顿建议。无论是国内人士，抑或是国际友人，都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学滥设现象严重、地理分布杂乱无章、院系结构设置不合理，以及教育效能低下等。时人所指高等教育的问题的确存在，并非无的放矢。除了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外，私立大学趁机而立。院系设置多集中于文科类，且文科类学生比例远高于实科类学生。高校大多集中在北平、上海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教师兼职情况严重，然而，时人对高校教师水平的评议未必尽是事实。关键词：高等教育，问题，时人视野起步于19世纪末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20世纪2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从1921至1926年期间，高等教育无论学校数、学生数还是毕业生数都快速增长，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看，可以称得上“五十年来的高原期。”[1]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公布后，各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大批新学校先后创办，正如庄泽宣说：“中国近年来的大学迷，可以说是发达到极点了；改革的声浪，到处听见；新成立的大学，也如春笋暴发。”[2]2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但是，亦存在“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问题。正如1924年9月的《中华教育界》指出：“这样风起云涌的大学，打破古今中外大学发达史的记录的速率，实在不能令我们乐观”。[3]15高等教育问题引起了时人关注和不安，纷纷提出批评和整顿建议。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提出批评和整顿建议的既有国内各界人士，亦包括国际友人，前者主要活动于政府、社会以及学校层面，后者则以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为代表。一、国内各界人士眼中的高等教育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大学教育，“所谓某某大学、某某大学云者，不是自欺，便是欺人！”[4]2因为，当时私立大学之形式方面，“大概不过小小狭隘的几间房子，几张椅桌外，一无所有”；而精神方面“更是不堪设想”，这种学校“外既冒大学之名，内却乏中学之实；虽自名大，实至小也；虽称曰学，其实并不学”，因此这些“滑头式”学校不能称之为大学。[4]2公立大学同样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如升格而成的大学，是“徒升其名，不升其实。校长如故，教授如故，课程如故，学生如故；所更变的，不过门前一块招牌上的几个字而已”，所以，“中国现今的大学里边不但没有大学教育，就连‘教育’恐怕已所存无几了”。[4]4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社会中弥漫着浓烈的“教育破产”论、“教育崩溃”论，这既是对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广泛的“教育救国论”的一种反动，更是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董任坚受寰球中国学生会之邀请，于1930年11月16日发表了《中国大学教育之破产》的讲演。胡适、傅斯年等人于1932年创办的《独立评论》亦多刊有这方面的评论。傅斯年曾连续发文，提出了改革高等教育的建议：第一，大学的地理上分布应合理，“使公立学校在上下的系统上及地方的分配上有相当的照应”；[5]7第二，取缔不良学校，尤其是“限制私立学校，使他不紊乱系统”；[5]7第三，调整院系结构，使学科分配与社会需求相联系，要“作一个全国教育的统计，同时斟酌一下，中国到底需要些那样人，然后制定各校各科门的人数，使与需要相差不远”；[5]7第四，裁并大学，“教育当局应该把大学及专科学校之量的方面相当缩小”[6]，等等。傅斯年曾就读于中外高等学府，且多年从事大学行政管理工作，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其改革建议有较强的针对性。《中华教育界》《大公报》等刊物亦有这方面的评论，如1924年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上撰文指出[7]：年来大学之兴，大有蓬蓬勃勃之象。然夷考其实，则国立大学，本已名不副实。高专升格，除最少数外，又不免形同儿戏。各省为名高而悬一大学招牌与夫私立者之徒慕虚名不求实际，不惟等诸自郐，抑且制造许多罪恶。针对类似问题，周太玄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充实问题》一文中亦指出[8]2：吾国此时办大学一事甚为踊跃，而学制之改革，对于大学一级逐顾及时尚不肯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