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对话蔡永飞：呼唤县级地方立法权）蔡永飞<TDclass=text15valign="top"id="contenttd"style="padding:15px;">《经济观察报》编者按：近年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公共话题。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厉无畏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专门就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到安徽省进行了调研，于建嵘教授、蔡永飞博士随同考察，对现阶段我国发展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形成了一些认识。观点摘要·虽然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公共服务仍存在体系不健全、数量有限、质量不高等困境，难以满足农民的要求。发展农村公共服务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和民众的要求，让地方基层政府获得相对独立的立法权。从现实情况看，最好是县级地方立法权。·在我国，地方基层官员主要是对上负责的，官员做什么主要是为“上边”做的，虽然理论上是要让“人民满意”，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因此，当前和今后发展农村公共服务的一个根本性的对策就是要通过赋予县级地方立法权来使农村区域公共服务按照公众特别是农民的意愿来发展。·现阶段许多地方谋求地方立法权，只是为了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而不是让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更符合当地民众的意愿，这样的出发点和取向并不是很适当的。事实上，赋予地方立法权，最重要的含义就应当是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有限政府和效能政府。·赋予县级地方立法权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其中，首要条件就是人大制度的改革，在减少职数的同时将人大代表专职化和去官员化。此外，还要对执政党组织建设和司法独立等方面进行改革。公共服务需要法制化---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于建嵘：这次到安徽调研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总的感觉是，虽然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目前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一种城市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一直较少。按照《农业法》规定，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其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这一规定未能切实贯彻执行。省以下财政体制还没有理顺，财政投入体制的一些弊端也使投入缺乏应有的效益。同时，由于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渠道尚未畅通，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加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的要求。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尚不清晰。中央和省级政府涉农部门的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着各自为政，不分轻重缓急、一哄而起的问题。县乡政府的职能仍然较多为城市、为工业化服务，为农服务的职能有所缺失，履行农村公共服务职能的意愿和力度也不到位。蔡永飞：你刚才所说的困境，的确是存在的。我一直有一个联想。2005年，在美国地方选举中密歇根州选出了一个18岁的年轻市长。18岁的小孩当市长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原因非常简单，美国市长的工作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做，市长的施政纲领必须先提交给市民大会或者市镇委员会，让这些立法机构通过，成为地方性法律，然后才能实施。重大事项决策要经过立项申请、社会调查、民众公听、专家论证、政府审议、议会表决等程序。执行这些决策也不是市长自己亲自带人去做，而是经过决策机构批准，由专业的社会组织去做。所以，即使当了市长，仍然可以是高中学生，可以继续上学、写作业、参加考试。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雷德曼曾在《纽约时代周刊》撰文说：“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这就是说，美国市镇政府的运作程序就相当于傻瓜相机的程序，市长只是美国政治生产线上摁快门的人，市长的工作是相对简单的工作。于建嵘：应当说，美国基层地方政府的依法施政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们的基层政府所管之事和美国市长的事情并没有很大差别，无非是提供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比如，为社会和市场的运行提供基本的规则；为公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