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作者简介:曹为，男，西南政法大学政冶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史研究。①希罗多德纵论地中海世界各族风尚优劣，以此探究波希战争的起源和成败；修昔底德强调对利益和格局的现实分析，但终将雅典的溃败归咎于道德的衰颓；柏拉图在《法篇》中讨论第二等理想城邦的建制，种种立法无非为移风易俗；亚里士多德视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为姊妹篇，将后者作为前者的自然延伸；罗马文史师法希腊，以道德立论中的佼佼者，可见撒路斯特、西塞罗、李维、塔西佗、塞涅卡诸家；基督教源远流长、派别林立，但无论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皆以基督教道德原则为政治的应然目标；近世以降，政治科学逐渐兴起，但以道德立论的饱学之士仍不绝如缕，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虽为近代政府原理张目，但仍念念不忘于以道德风尚为提纲挈领。曹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摘要：本文旨在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革新运动，其成功关键在于将集权作为道德革新的基本手段。格列高利改革将克吕尼的经验拓展至政治领域，一反遁世离俗的本尼迪克式理想，要求按照基督教原则改造现实世界，从而奠定了12、13世纪政教斗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克吕尼运动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它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关键词：政教关系；克吕尼运动；格列高利改革:D73/77:A:1006-723X(2014)03-0036-04欧洲中世纪政教斗争的实质是不同集权路线间的竞争。11世纪晚期，以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的教皇革命，既是中世纪政教关系的分水岭，亦构成欧洲政治集权的开端。克吕尼运动是格列高利改革的主要渊薮之一，研究者遂多称之为政治运动。［1］（P11~12）事实上，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但它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克吕尼运动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搞清楚欧洲政治集权的开端及其与道德革新运动的关系。一近代以前，无论东西方，道德问题一直在史传政论中占据核心位置。就西方思想史而言，自希罗多德直到卢梭，道德问题始终是理解治乱兴衰的关键。道德风尚既为一时代的枢纽，自然不能如现代政治经济学般，将之归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并列的条目中，作为综合控制的一个方面看待。事实上，迄至近代，道德风尚仍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且要求这许多方面共同效力于移风易俗。道德风尚的优劣，与其说是时代的一个方面，不如说是时代的整体表征，且其含义中，修齐治平的意味极重。所以，“世而后仁”“百年而礼乐兴”等说法，并非中国特产，实是近代以前中西主流思想界的共识。古人论世事成败，多本道德；历来教会改革，多因败俗。所以历次教会改革，多是要振兴气象、改善风俗。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作为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看待的。格列高利改革之前，已有数次规模宏大的道德振兴运动。改革（reformare），其意初非革新，而是返回。大概人性中本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倾向。振作与堕怠相互缠斗所遗留的辙迹，似乎指示出一条不变的法则：道德风尚的兴衰正如夏冬交替般，循环不已、无始无终。这种经验式的结论遭到克吕尼运动的挑战。克吕尼运动不仅意在振风淑世；随着运动的进展，又逐渐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即能否依靠制度克服人性中某些不稳定的因素。［2］（P75）二严格而言，克吕尼运动只是10世纪以来诸多道德振兴尝试之一支。然而，由于克吕尼运动发展顺利，影响甚大，且与11世纪中叶开始的教皇革命关系密切，遂成为10世纪至12世纪教会改革的旗帜。与当时其他教会改革者的主张相似，克吕尼要求整肃宗教礼仪，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