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下的道德研究由于异族的入侵,沦陷区人民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沦陷区文学中的道德言说在复杂的形态下,显现出民族道德绵长的生命力。其中,“暴力”叙述风格表达出沦陷区作家心中的呼声,同时,沦陷区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言说与“乱伦”叙事真实地反映了沦陷区当局统治的不合理性,也表达了沦陷区人民对日伪统治的不满。[关键词]民族;道德;沦陷区文学;伦理[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29-04冯昊(1976—),男,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西南昌330022)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项目编号:08XZW014)的研究成果。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本质、最稳定、最具规范意义的社会关系。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文学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和观照,它以审美话语来表达对生存真相的体认,其中包含着对生存方式的道德机制的把握。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道德渗透于人的生存方式中;文学承担着与历史进化相对应的道德义务。实际上,倘若一个时代和社会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作品道德风貌也必然随之变化。而文学作品道德风貌的高下,又是衡量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变染乎世情”,沦陷区文学由于受异族统治的影响,其中蕴含了作者对沦陷区生活的理解,作家对沦陷区人民行为的审视,显然与其他区域有所不同。20世纪异族对中国侵略战争影响非常大,可以这样说:抗日战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社会的文化和道德精神。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在这时期的文学之中。[1]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有序的生活被迫中断,人民开始处于民不聊生的生活处境之中。在这一背景之下,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自然而然也有了变化,沦陷区文学便是对这些变化的真实反映。一、民族气节与道德底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是有着强大凝聚力的民族。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异族入侵的苦难之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如果我不把我自己的个体生活的条理化叙述理解这牢牢嵌于我的国家的历史中,那么我将会毁灭或失去一种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度。”[2](P42)在异族入侵的沦陷时期,道德生活最基本的准度就是一个人必须坚守民族气节,大义不被污染。沦陷区文学曲折地表达了坚守民族气节的立场。国土破碎,民族遭受蹂躏,人们的道德情感在无意中流露。如,韦长明的《江山》抒发了“铁打的江山”被暴风雨所粉碎的伤感情怀,作家在文中流露出对华夏民族不幸遭遇的悲叹,表达出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澄浮的《“爱之国”与“爱之魂”》一诗,在隐喻中表达了鲜明的情感倾向。诗中提到“世界有‘爱之国’,世界有‘爱之魂’”这样真善的国度,然而“爱之国”的门紧闭,道出沦陷区人民生活的无奈;同时,“世界有一个非‘爱之国’的‘淫国’”,这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世界也有‘淫者’,而‘淫国’的门畅开。/于是都走进‘淫国’去了——那无数的‘淫者’/和一些‘爱之魂’”。中国读者不难看出诗中“淫国”,同“瀛国”谐音。如果不是故意谐音,读者也不难理解当时语境下,何谓“淫国的门畅开”的意义所指。由此可见,诗人借助词汇的感情倾向表达人们应该的道德选择。与此同时,沦陷区作家也借助历史题材来隐晦地表达自己对民族气节坚守的理解。如,谭正璧的《琵琶弦》是一篇历史小说。小说以生动的亡国奴才的遭遇,既写明他们基于生存无奈的选择,同时也清醒地点出做亡国奴才,无论多么好、多么卖力,他们所能得到的最终是屈辱、惊恐甚至死亡。从小说中秦努才的遭遇,我们也不难看出作家旨在讽刺那些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际变节做官的人,抒发自己由民族气节而发的激愤之情,也暗示出当民族有难时逃避与背叛终将得到的下场。如果说《琵琶弦》所阐明的是背叛的惩罚来自异族“做奴隶而不得”的尴尬和悲惨下场,那么,毕基初的《青龙剑》则在生与死之间鲜明地张扬了民族大义。旅店老板赵四秃子家藏祖传青龙剑,他将这代表着“大义”的宝剑视为生命。侄子赵宝泉是一个“为了一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