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裁判官法对中国司法解释发展的启发樊雯雯摘要：罗马裁判官法虽与中国的司法解释制度有调整对象、适用阶段、合宪性等诸多差异，但在功能上均具有“帮助、补充、修改”之效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现行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现实，结合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司法机关应保持司法权的被动性，限制颁布司法解释的范围和频率，颁布新的司法解释时也应严格遵循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并强化说理。针对司法解释多且杂的弊端，应对现有司法解释进行梳理，融入民法典中或以立法解释的形式与民法典配套实施。关键词：罗马法;裁判官法;司法解释：D908：A：1009—2234（2019）06—0107—03“司”，负责掌握、处理之意;“法”，指法律。司法解释即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基于此概念，司法解释的产生应后于法律并遵循法律的原则精神对法律进行有限度的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但现如今司法解释显然超出了必要限度，在民法典编纂之际，司法解释的命运应何去何从。笔者在本文中将结合罗马法中的类似制度——裁判官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简单分析。一、裁判官法（一）历史发展起初，罗马司法管理权由罗马共和国最高职务——执政官行使，随着罗马扩张，执政官南征北战，不能保证司法管理权的有效行使，于是公元前367年罗马设立了裁判官负责司法事务。在裁判官设立之初，罗马对外交流有限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罗马的社会纠纷主要发生在罗马市民之间，此时的诉讼程序为法定诉讼。法定诉讼分为法律审和事实审两个阶段：裁判官先审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于法有据以及权利的性质状况等方面，此为“法律审”;之后对案件的事实部分进行审查，包括提交的证据是否真实有效、陈述的事实是否确实发生，此为“事实审”。经过两部分审查，裁判官便可以作最终裁判。法定诉讼注重形式，当事人在法定诉讼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程序和规则，稍有不慎便需要承担敗诉风险。在此阶段，虽然法定诉讼的形式主义、体系僵化和适用主体有限的特点使得裁判官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但赖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其弊端并未凸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随着罗马帝国扩张，罗马境内外国人逐渐增加，罗马社会的纠纷不局限于罗马人之间，罗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也日益增加，原有的法定诉讼适用主体有限的弊端日益显露。公元前242年，罗马设立了外事裁判官来处理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社会纠纷。随之发生变化的是，在诉讼程序方面，罗马人之间的纠纷适用法定诉讼，外国人之间的诉讼适用新的诉讼形式——程式诉讼。程式诉讼依旧分为法律审和事实审两个阶段，但是裁判官可对纠纷设定程式，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条明晰，之后由事实审的法官辨明事实。因为裁判官可以基于个案设定新的程式，较法定诉讼而言，程式诉讼更灵活，后也逐渐适用于罗马人之间的诉讼。除了基于个案设定程式，裁判官在上任之初可以颁布告示，告示内容主要是各种程式的形式以及特定程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告示有效期同裁判官任期，均为一年。告示有效期满，下任裁判官可以创设新告示，也可以选择继续沿用原有告示。部分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告示便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沿袭告示。沿袭告示进入法学家的研究领域，加以系统化分析，成为裁判官法。裁判官法和市民法一起成为罗马法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断更新的裁判官告示和市政府发布的告示在实际使用中所造成的混乱情况比较严重，公元131年，哈德良皇帝任命罗马法学家尤里安对裁判官法进行汇编。〔1〕这并不意味着裁判官法彻底消失在历史中，此时法学家依旧可以对告示进行解释，只是由于解释仅限于文义解释，创新度较低，裁判官法逐渐衰落。（二）特点程式诉讼中的裁判官法具有密切联系法学家、形式灵活、当事人合意缔结契约等显著特点。1.与法学家的关系紧密裁判官由公民大会投票选举产生，可能并非法学专业人士，裁判官在制定和颁布告示时虽然具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在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时候会参考法学家的意见，在遇到实际困难时也会向法学家求助。当法学家意见被裁判官采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