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鸿昌》（1979）：新中国故事片首次出现蒋介石1948年，陈伯达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自此之后的三十年，“人民公敌”都是大陆对蒋介石的官方评价。历史背景：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之时，时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撰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对蒋介石的描述“蒋介石是窃国大盗，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是罪大恶极的卖国贼”①，成了随后三十年间官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定性。及至1975年蒋介石去世，新华社播发的消息仍然是这样的定性：“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②这条消息的标题叫《蒋介石死了》，刊登于《人民日报》第4版（最后一版）。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载有董必武追悼会的消息，标题为《沉痛哀悼董必武同志逝世》。根据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影视表现：从1949年到1979年，蒋介石的形象出现在各类宣传片、纪录片、大字报、连环画中，也出现在很多电影人物的口中。但其形象第一次出现在电影故事片中，是拍摄于1979年的《吉鸿昌》③。片中的蒋介石基本是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用近距离的仰视镜头突出蒋的凶恶阴险，台词除直接下令处死吉鸿昌，就是诸如“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用酒、力气、谋刺，把他嘴巴封住！”这样脸谱化的台词。总体来说，电影《吉鸿昌》中的蒋介石形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在“坏人”这个词中，着重描述其“坏”的部分。二、《西安事变》（1981）：首次“突出、美化”蒋介石1979年，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恢复运作，大陆对台湾当局的政策从敌对转向统战。这也直接左右了官方对蒋介石的评价。历史背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于1954年7月成立，文革后撤销。在经历了建国后30年完全敌视的状态后，中央决定在1979年恢复此小组，负责确定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并由德高望重的邓颖超担任组长，与台湾当局缓和关系的意味明显。影视表现：拍摄于1981年的电影《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由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坏人，在“坏人”这个词中，着重描述“人”的部分。导演第一次让这个反面人物讲起了方言（以往影视片里只有中共领袖才讲方言）、骂起了人（从此吴语脏话“娘希匹”成了蒋介石的个人专属标签），把蒋介石真正当一个人物来塑造。电影《西安事变》截图，张学良逼蒋抗日，蒋介石捂住双耳道：“我不听我不听”举片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软禁后，张学良来求见，试图劝说蒋介石抗日。刚说了一句“国难当头”，蒋介石马上捂住双耳道：“我不听我不听”，扭身不看张，张少帅只得悻悻而归。这一颇似如今韩国偶像剧的桥段，既刻画了基本事实，又将两人不一般的关系点了出来。影片引来的争议也不小，有人批评本片突出、美化了蒋介石。三、《血战台儿庄》（1986）：第一次正面刻画蒋介石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当年的同学、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语气缓和恳切。大陆对“小蒋”的安抚劝说，也促进了对“老蒋”评价的正面化。历史背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与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的关系非同一般。利用这层关系，通过半私人半公开的方式与对岸进行沟通，成了当时中央高层的共识。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与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同为国民党元老，廖、蒋二人又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关系好到晚上睡觉同盖一件大衣。④1982年由廖承志执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以“经国吾弟”开头，先表达“瞬逾三十六载”的思念，再将当时中央的对台政策以拉家常的方式叙说，最后引述鲁迅名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劝说其“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⑤这封信在对台统战工作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惜次年廖承志去世，“劝说蒋经国”的工作未能更进一步。影视表现：拍摄于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填补了中国电影的两项空白：第一部反映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影片，也是第一部对蒋介石进行正面刻画的影片。片中蒋介石在现场为牺牲的将领王铭章主持追悼会，面对日军飞机的扫射轰炸，镇定自若。这部影片最大的影响是直接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他看完本片后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