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中的大众文化符号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王芳摘要：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热播引发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本文通过对《我是歌手》和大众文化的研究，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我是歌手》的成功因素，并且认为我国电视产业应以它为先锋，制作出更多符合大众主流审美观的节目。关键词：《我是歌手》；大众文化；电视节目中图分类号：G2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026X（2021）02--01湖南卫视“领SHOW2021”开篇之作《我是歌手》是中国首档明星歌手音乐对决电视节目。自2021年1月开播以来，《我是歌手》不仅在内地热播，创造了收视率的近年新高，在台湾地区也深得人心，绿营政治人物感慨节目“入岛、入户、入心”。《我是歌手》首播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离不开其精良的制作和成功的营销，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紧紧地把握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特点，在充分分析观众心理特征的基础上，制作出符合大众心理的节目，这才是它得以长久生存的土壤。一、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最早兴起于西方社会，有两种翻译：massculture，无法区隔的东西，是一个浓密集合体，popularculture，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是有意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化。然而，大众文化并没有固定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含义。1926年，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在其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最早关注了大众文化。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商业文化，其显著特征是标准化和机械复制。20世纪50、60年代，文化主义在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代表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指出，大众文化是指大众的文化，如：社会习俗、民俗、民风。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范式的大众文化研究出现，20世纪70年代的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最关键的是和统治文化的关系。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和社会功能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分析的主要对象，代表学者哈桑认为大众文化是享乐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二、《我是歌手》中的大众文化分析（一）折射中国梦：小人物也有大成就一档电视节目要获得成功，不能只依靠外部营销，准确抓住当下观众精神层面的真正需求，才能使节目经久不衰、常驻人心。黄绮珊是《我是歌手》中备受关注的人物，被业内人士誉为“亚洲最完美声音”，但早年却没有得到认可，才华一度被埋没，最终因生活和事业的不顺远离了公众视线。《我是歌手》将这名歌坛老将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了解到她对音乐的热爱和生命的坚强，因此一夜爆红，家喻户晓。黄绮珊的经历向观众传达了一个信念：只要肯努力，小人物也能有大成就。这个信念折射了中国梦，抓住了人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节目得到了观众的拥护和支持。（二）契合观众怀旧热情和求新心理《我是歌手》虽是舶来品，但节目组在韩国原版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观众的收视需求和习惯对重点元素进行了创新改造。与大多数电视节目注重对新人的培养不同，《我是歌手》独具慧眼，实行对怀旧心理的挖掘。节目的怀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歌手的选择，林志炫、齐秦、陈明、彭佳慧、黄绮珊、等都是老歌手，节目组让他们重新站上PK舞台；二是歌曲的选择，比赛所选歌曲基本为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辛晓琪《领悟》、沙宝亮《暗香》、羽泉《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然而，《我是歌手》在怀旧的基础上又体现了创新，节目以“怀旧”的名义让不同年代的实力歌手同台，制造了全新的看点，如：齐秦和尚雯婕同台竞争。而且，竞演歌手通过改编其他歌手的成名曲或重唱自己的成名曲来展现不一样的风格，带给观众新鲜感。因此，节目从多方面实现了与观众审美需求和心理期待的契合。（三）“我”的定位，凸显主体意识中国传统道德鼓励人们牺牲“小我”以成就“大我”，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自我主体意识逐渐得到重视。《我是歌手》的“我”字所凸显的主体意识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强烈共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歌手》的成功既是当前社会心理的产物，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社会心理。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