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安全新观念与中国的亚太安全构想（下）下篇：中国的亚太安全构想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象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角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尤其是安全观念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思潮新观念；这些新特点和新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冷战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角势，设计我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及其理论根据，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其次，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块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当然，不能否认，尽管总体上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这些新情况新特点，都是我们研究探讨亚太安全及其机制时不可忘却的大背景大环境的组成部分。一。中国的基本安全利益与需求我认为，在面向未来的亚太安全构想方面，中国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它们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的次序；它们之间基本上是有联系的和互利的，但有时候也可能产生某些小的矛盾。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同时满足它们，就应照顾比较靠前的利益与需求，只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才可能使全部利益与需求得到实现。［注12］---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三项基本利益与需求如下：第一，有一个能保证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安宁、稳定的环境，即“发展需求”。第二，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即“主权需求”。第三，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和安全权益，即“责任需求”。让我们将上述三项利益与需求，分别展开叙述一下。“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如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们的对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缺少足够广泛、足够有力的社会基础；国内的经济事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会根基牢固、“理直气壮”。当然，内部的事业成功与否，绝不完全取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政方针；但在这里我们既然讲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就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