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认识模式的历史变迁（二）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是，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健康的非生物医学因素越来越多，在健康一疾病的动态平衡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生物医学模式驱使的现代医学高度专业化，分科化和局部化的弊端开始越来越明显，到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上控制了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之后，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等慢性非传染病开始威胁人类的健康。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不了慢性病的防治。科学家开始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以弗兰明汉心脏研究①为代表的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和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以杜尔和希尔的吸烟和肺癌关①弗兰明汉心脏研究(FraminghamHeartStudy)是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公共卫生服务署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市郊区弗兰明汉社区开展的一系列关于心脏病的流行病学队列研究。该研究由公共卫生署副署长芒厅(JosephMountin)推动，1948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道柏医生(ThomasR.Dawber)是弗兰明汉心脏研究的首任主任。1948年前，流行病学主要研究传染病的防控。开展弗兰明汉心脏研究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心脏病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第一死因。该研究首次选择研究非传染病，首次研究生活方式和疾病的关系，首次在研究对象中包括女性。该研究至今已经研究了几代人。1948年的第一代研究队列包括5,209名30-60岁的健康居民。每2-4年对研究对象进行一次系统全面的体检和面试，并请研究对象自填问卷，收集吸烟、喝酒、运动和营养等生活方式资料。之后对研究对象是否出现心血管事件进行观察，不进行任何干预。1971年的第二代研究队列包括5,124名第一代研究对象的子女及配偶。弗兰明汉心脏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的前130年，是传统的流行病学队列研究，通过收集资料和观察分析发现有高胆固醇、高血压和吸烟的研究对象更容易发生心脏病。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新技术应用到研究中去测量和动态追踪监测心脏功能。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分子和基因水平的研究开始引进，发现了与临床危险因素和心脏病有关的基因。今天我们知道的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因素绝大部分来自弗兰明汉心脏研究。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现代公共卫生提供了预防的科学证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非传染病的观念。1948年前，人们认为得非传染病是运气不好。弗兰明汉心脏研究确认了心脏病危险因素，医生可以在早期发现和治疗这些危险因素来防止，心脏病发生，人们也可以自己主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危险因素把握自己的健康。弗兰明汉心脏研究开发的心脏病危险因素评价已经在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实践中广泛应用。系研究①为标志的对癌症的研究，为现代医学对非传染病采用预防和干预健康危险因素②的新途径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科学根据。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提出“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和“多因多病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一环境新医学模式”。新医学模式认为，疾病的产生除了生物学原因之外，人的心理、社会、环境因素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对于国民健康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医疗，还包括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及调动人们维护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