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神的诗性:《受戒》作为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摘要：汪曾祺的《受戒》以其所表现的人性的美好，所营造的“散而淡”的艺术风格，以及汉语表达的独特韵致而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小说的别致之处在于，它呈现了一幅恬适而美丽、悠闲而快乐的生活景象，一种浪漫而抒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方式，所彰显的是传统伦理和世俗情感的美好。同时，这也是一个有诗性而无神性、有信心而无信仰的世界，尤其是作者欣赏而赞叹的情感态度，不仅带有个人的想象和意图，而且也是渎神时代的自娱和快乐。它是否是对现代启蒙精神的撤退和掩藏?这值得我们重新玩味和反思。关键词，注曾祺：《受戒》：渎神的诗性：文化寓言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文学思潮流派不断更替，作家呈现群体化，汪曾祺却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也有人说他是先锋派作家；有人把他放在寻根文学里，也有人将他看做是乡土文学作家。他的代表作《受戒》在《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发表后，凭借其小说的散文化、诗化的风俗描写和潜意识心理的流动等文体实验获得了文学评论家们的高度赞赏，又以反抗禁忌、彰显和尚的七情六欲以及爱情的美丽等美好人性而得到了社会读者广泛的喜爱和认同。但对它的归类也是颇让文学史踌躇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把《受戒》与邓友梅的《烟壶》放在“乡土市井”小说里面，但又采用一个诗一般的标题：“大地上涌动着人生的欢乐”，显然是不一致的。吴秀明将它放在“寻根文学”里面，与《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红高梁》一个系列。孟繁华将它放在“主潮之外”，但却给它一个“东方风情”的标题和命名，感觉有些枘凿不合。杨匡汉为共和国文学60年选出60部代表性作品，《受戒》被选为1980年的代表作。由此可见，《受戒》是一部不可忽视但又难以准确定位的经典之作。小说既传承了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比如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有故事但又淡化情节，打破线性发展、因果对应的传统叙事逻辑等，在80年代热闹而喧嚣的文坛，以其静寂和独特而引人注目。它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写作路径，而将故事拉回到作者“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受戒》的发表、传播和影响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是一个被王蒙称为“要快乐，也要小心”的年代。汪曾祺自己也感觉到，“发表这样的作品需要勇气”，但他又特别自信，或者说是申明自己：“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显然，《受戒》的发表对当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形式有着一定的“破戒”作用。小说营造了一个自然纯朴、自在洒脱、赏心悦目的“桃花源”世界，庵赵庄的风光自然而美丽，寺庙和农家生活悠闲而温馨，这是一个诗意的世界。特别是小说中性与情欲的自然流露、世俗生活对宗教戒律的破除，给那个时代以强大的诱惑与反叛力量。小说表现了“出家”即居家，僧人即俗人，庙里庙外都有快乐的生活。当和尚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与俗人没什么不同，可以自如地享受尘世之乐，可以娶妻、找情人、谈恋爱，还可以赌钱、杀猪、吃肉喝酒、放焰口，可以唱“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这些勾人遐想的小调山歌。一场大焰口过后，总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明子的家乡出和尚，如同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一样。佛门没有任何清规戒律，虽然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和“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对联，有开山门、烧香、磕头、敲磬、撞钟、唱经等佛家生活，吃斋、化缘、受戒、放焰口等也还带些法事的味道，但扫地、挑水、喂猪、画绣稿、打谷子、踏水车、唱山歌、喊号子已完全是世俗生活了。小说里的寺庙和乡村都是一个有诗性而无神性、有信心而无信仰的世界，它有恬适而美丽、悠闲而快乐的生活景象，有浪漫而抒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方式，有着典型的世俗社会的伦理特点。明子当和尚是由他爹、他娘和当和尚的舅舅商议、决定的，“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