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郝大江+范静媛摘要：准确厘清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事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基于空间经济模型评价土地流转与农业发展绩效，揭示土地流转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其土地流转规模对稳态下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影响。现代综合配套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规范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而任务的实施必然需要农产品主产区补偿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键词：土地流转；主体功能区；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F321.1文献标识码：A：1003-3890（2014）01-0011-06一、引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克服了土地集中经营的弊端，给予农民充分的土地自主经营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粮食产量也逐年大幅提高。然而，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现有农地小规模承包经营模式所造成的土地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也开始逐渐体现，并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同时，伴随我国城镇化的日渐深入以及规模的逐年扩大，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无人能种现象，部分土地甚至遭到闲置直至荒芜。在我国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如何集约、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并进一步提高农地生产效率已成为我们发展现代农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事实上，为解决土地集约利用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国正积极推进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希望藉此促进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过渡。然而，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广泛运用大型农业机械，需要对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和管理，土地能否有效流转就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现代科技和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能够克服传统农业中土地分散经营和效率不高等缺陷，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土地经营权流转，但目前我国土地流转效率一直偏低。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用地是否能够科学合理的进行流转就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深度理解土地流转对农业发展的内在机制，解决我国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种束缚因素与农业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真正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可以入市”的政策初衷，就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土地是财富之母”，有关土地与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制度安排，威廉·奥格尔维在其1872年出版的《土地所有权论》中就曾明确提出土地应该实行国有化，并对土地公平使用提出了初步假设。奥格尔维认为，土地为人类共有，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平等的行使对土地的权力[1]。同样，约翰·穆勒（1848）也主张地租公有，他认为若土地的生产力来自于自然而不是人类，那么土地私有制就显得不那么合理；如果在现实经济中无法废除土地私有制，那么将“土地物质私有”和“土地资本私有”进行分开，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尽管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张土地国有化，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仍以土地私有制为主。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明晰是市场机制实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土地私有制可以有效明晰土地收益的权利归属，相对于土地公有，土地私有制更具有市场效率。伊利与莫尔豪斯（1924）也提到“无数经验表明，只有农地私有化才能最大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提高生产效率”[3]。而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体制问题，国内学者多数致力于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互为独立的范式中进行土地使用效率问题的研究。如在探寻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中，安希伋（1988）认为国家必须保持土地绝对所有权，这有利于政府对土地进行宏观调控及管理，而与此同时要保证家庭承包式经营的稳定性，并通过改革使集体所有制更加完善[4]。同样，董河清（1995）、柳建平（2012）等学者也针对目前土地经济和社会功能的转变，进一步提出加快完善土地制度的措施，从而保障农民土地合理权益，提高土地生产效率[5～6]。而陈东琪（1989）等学者认为，只有将土地所有权交于农民手中，才是最有效率的[7]。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就相当于对土地未来收益权有了保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