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国家能力的历史发展与当今中国的经济成功7月17日，在“第四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上，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做了题为“国家能力的历史发展和当今中国的经济成功”的讲座。赵教授回顾了2000多年来各个时期中国国家能力增强的模式，并指出直到晚清中国的国家能力仍然在增强，反对《河殇》式地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并指出，后发国家如何能发展起来的必要条件是“强国家传统”，采用什么政治制度，领导人的英明决策，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凤凰大学问先精编赵先生发言，分两篇推送，此为第一篇。赵鼎新：国家能力增强的逻辑与资本主义之兴起做生意与搞政治的逻辑关于欧洲如何发展起资本主义这个过程，现有的研究已经讲得不错，如果我补充一些的话，就是讲讲元逻辑。蒂利他们比较薄弱的一点就是把元逻辑和历史逻辑连在一起。我最近出的书以及好几篇文章都是讲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形成，以及欧洲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形成。政经关系的核心实际上是政治行动者与经济行动者的权力分配关系。这关系不但规定了这些行动者的行为方式，而且决定了大量相关的决定政治和经济运作方式机制的重要性和配置。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个步骤。那为什么就是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这个权利配置在欧洲达到一个很怪的、很奇特的状态。国家当然是个政治行动者，但是国家作为一个行动者，管理经济、讲意识形态等都是不纯的。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些基本性质决定，所以我先分别说说经济和政治分别的逻辑。做生意这件事情有三个特性非强制性的。真正的商人是自由的，你爱买不买，所以这是做生意人，做生意这个特征，它非强制性，你爱买不买。弥散性。这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个商人。马云做的再厉害，他也不可能把中国IT全部垄断起来，更何况国家还搞反垄断法。社会经济权利会在一大堆人身上存在。发展性。做生意不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竞争是竞争不出输赢，输赢的准则不怎么清楚，而且不生产的，扯淡完了还是这件事情。但是做生意输赢很清楚，顺了就得调整，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产量质量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所以呢，它会给社会定义方向，军事竞争也有这个道理。这个导致社会不小心会发展，所以这个权利是发展性的。个人主义工具理性。那做生意这件事情还有个特性，它是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做生意通常是为自己发财，或者为小家族、小团体发财。它讲的是输赢，赢了就干、划算了就干，不合算不干。所以做生意这件事情的尴尬在于是让大家看不起。更何况在古代社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存在并有广泛影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虽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恨生意人的工具理性，所以各式各样的价值理性都是反对工具理性。于是，可以说做生意的性质决定了经济行动者在前现代社会长期处于边缘化，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很缓慢。搞政治的三个特性强制性。要搞政治需要国家，需要人领导，需要一个团体在一起，谁当头谁不当头，听不听只会;军事比政治的强制性还要更强;通常在一个国家里面，税收也是强制性的。向心性。因为他有个头，有中央，国务院什么，不像做生意权利社会弥散，每个人都参与一些。维持性。政治家一般不喜欢商人，商人总是做生意技术，技术总是毁坏现成的政治，维系政治的一些基本基础，所以我如果是聪明的政治家，我恨不得把做生意的全部赶走算了，但是没办法，我也要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混合型。政治家如果脑袋不清楚，钱保不住。但是马上打天下，却也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种说法很重要，所以他要用价值理性来论证自己手上拿着枪、拿着炮的合理性。但是同时它又工具理性强，所以面对纯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商人他也不喜欢，所以商人这东西吧，虽然是行动离不开，菩萨庙里要做生意、基督教要做生意、国家得做生意因为需要钱，但是呢，谁都不喜欢商人，谁都不喜欢做生意这件事情，所以古代社会生意人的地位总是非常边缘化。西方经济率先突破的关键欧洲当年出了些“怪胎”，他们把做生意人变成了道德。刚才谈了做生意和搞政治的元逻辑。但做生意和搞政治这件事情的性质一到具体逻辑，做生意的人就不再是简单做生意。像当年的佛罗伦萨，那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