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需整体感当代仍需历史观——曹锦清谈执政党政权合法性文/玛雅访谈时间：2007年5月访谈地点：上海中国革命史观，共产党政权的正统叙事玛雅：执政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今天中国政治中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执政党本身也在试图做出回答。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曹锦清：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叙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也是共产党的正统叙事；另一种是王朝循环说，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再加上天命说，形成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还有现代化叙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自由主义叙事。这个叙事分两种观点，核心是对毛时代30年怎么看。一种观点对30年是肯定的，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玛雅：马克思主义叙事，也就是共产党的正统叙事，具体含义是什么？曹锦清：共产党为其政权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这个建构过程的完成，以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确立，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的。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何处，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就是，中国曾经经历了和人类其他社会一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导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下在哪里？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我们未来要走向哪里？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这个过程是毛泽东完成的，康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有完成。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要一步一步往那儿走，但他没有用一个史观来加以解释。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也没有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康有为有个史观，为戊戌变法辩护的，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和《礼记》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经过小康到达大同社会。但是这个叙事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少有人提起。之后的革命派兴起后，理论基础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吸收孟德斯鸠、卢梭的自由主义理论，属于自然法。自然法没有史观，以前的历史都是迷误，要用理性重新发现人本身的东西。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中根基那么浅？我觉得和缺乏史观是有一定关联的。而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重建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套在中国这个龙的身上。不管套得怎么样，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的、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些人当然能够打败已经丧失了政党理念的国民党。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史观。因为有这个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玛雅：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宗教创造教义，哲学创造各种主义。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城里人生活在陌生人的社会里，不讲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有个家，知识分子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逐步的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经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