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术的祖师——荀子刘晓明荀子以孔子为圣人，提倡“礼”教，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提出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博学才能“知助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荀子的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交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强调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要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注重实事求是，提倡行高于知，提出制名以指实的观点。同时他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即人们通过对事物的接触，经过理性的思维，可以知道事物的本质，但人们认识事物也有片面性和主观性，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荀子认为：“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对“蔽”的认识也很精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荀子的人性论观点奠定了后代法家的基础，由人性“性恶”的观点，建立了荀子思想的核心体系“礼”教，主张礼治法治并用，一方面重视“王道”，提倡“礼义”；同时主张“法后王”，同意武力兼并天下，用法禁、刑赏治理国家。荀子披着孔圣的外衣，操王道的教义，是一种实用的学说，因而说他是帝王之术的祖师，一点都不为过。尽管荀子生前不为韩王所用，也未被秦王所重，最终客死楚国，但他不像屈原那样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走极端，更不像老庄那样无为清静，最终他的帝王之术在其学生李斯和韩非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法学观点在秦朝得以实施，并一直延续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直至现在。李斯拜师于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西入秦国，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到充分运用。首先是满足人的欲望，利用贿赂和暗杀，分化瓦解六国人士，讲权术，弃道义，推崇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完全撕下了儒家的外衣，亮出了王术的利剑，比他的老师荀子更有血性。其二是明辩事理，抓住时机，创千秋之业，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其三是制定法令，倡立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以实现，并自秦以下百世都行秦政礼，这是对荀子礼学的肯定。秦朝历二世而败，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暴政，而在于内斗。汉朝时萧何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谪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萧规曹随”无为而治，至汉武帝时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汉武帝提出罢躣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豪强势力。这样帝王之术又完全派上了用场，这里所谓的“术”就是儒家的治国治人之术，不是整个的儒家之学，说是荀子的礼法更为恰当。因为萧何和陈平都是法家传人，治国以重法，似为必然。荀子的帝王之术在汉朝前期发挥得作用也是很大的，贾谊先随荀子的弟子张苍学《春秋左氏传》，后又随李斯的弟子吴公学帝王术，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帝王之术的范本，在汉朝都得以采用。荀子的帝王之术自战国到秦一统至汉中兴一直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