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上海政治(二)作者：薛耕莘口述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问：您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开局”尚称顺利，以后逐渐平步青云，这其间遭遇过什么大的政治风险没有?答：一言难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是我在法捕房供职的全盛时期，却也颇多风险，甚至招致牢狱之灾。当然，这是后话。这些政治风险是同我热爱祖国、同情革命、明白事理本性耿直不无缘由，但我无怨无悔。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有着民主和革命传统的国家。法国曾经诞生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先声的“巴黎公社”。三十年代，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友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包括抗日救亡运动——的有识之士，如法捕房总监法伯迩(Fabre)、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EtienneMaret)、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P.Gelin)、马龙(P.Maron)等等。下面容我叙述几件具体事例，以窥全貌，并借此以志纪念。1933至1934年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国民党上海南市警察局2的要求下，先后在山西路等处拘捕了廖承志3、陈赓4等重要革命人士。当时，公共租界第二高等法院审判长郁华在英捕房不反对的前提下，把廖承志先生移提至南市警察局。吴凯声律师受聘为其辩护后幸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暗中出力奔走；又通过警察局局长文鸿恩的胞弟、毕业于法国圣西尔陆军学校的文华从中说情，才由吴凯声律师将其保释而出、随传随到。就在廖承志先生被捕期间，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上海法租界捕房准予会同搜查辣斐德路5辣斐坊七号廖母何香凝寓所。法捕房总监法伯迩按法国律法亲属不受牵累的规定，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这一不正当要求。不久，在法浦房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的协助下，将藏于何香凝住宅内的许多文件秘密外移，以免后患。由此可以想见，如果法伯迩同意协查的话，那末廖案的发展将陷于困境而不堪设想。查缉班班长席能，本是巴黎面包工人出身，在法国亦受法国资本家的压迫。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常常在言语中流露出同情中国革命的思想和情绪，所以他能予中国革命者以力所能及的方便。曾记得，那时在法租界亚尔培路6霞飞路7口公泰水果行门外，有一卖报摊，报贩人称“老刘”。老刘除出售各种报刊外，还暗中散发革命刊物如《红旗》8等。曾多次被法捕房探目范广珍拘捕，经席能审讯后予以释放，其“理由”为：报贩刘系吸食鸦片烟者，不可能是共产党人，红色刊物显系他人放入普通报刊之中。老刘获释后，重操旧业，依然回到原来报摊卖报。但范广珍不死心，仍然予以监视。席能获悉后，就采取措施，迫使范广珍放弃监视。据我所知，老刘是故意以吸鸦片为假象以掩护其革命工作的。相识有日，我与老刘有了感情，老刘曾主动给我一些新出版的《红旗》等刊物，供我阅读令我茅塞顿开。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不仅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政策，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1940年法国战败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上海法捕房的优越地位，奔赴非洲，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在意(大利)属利比亚著名海港特派勃克战役9中，与纳粹德国隆美尔率领的法西斯德军作战，因荣立“坚守待援”大功而越级升为中校。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马莱升任上校。由于上海法租界当局某些人物的政治见识与公共租界方面不尽相同，更由于有一些比较开明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一点，法租界遂成为上海各派政治力量活动的重要阵地，如《生活》10、《新生》11等进步刊物，得以在法租界内出版发行，并在法捕房对国民党当局的屏挡下而一息尚存。作为华籍警官的我，则在既是法国上司、又是法国友人的庇护支持下借助业务上的便利以及个人私谊，实实在在为中共、为革命做了一些其他华籍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情。这些事情虽属明日黄花，然究可差堪告慰于世人者。问：三十年代您与您的法国友人所作出的有益于中国革命的事情，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它决不是凋谢的黄花，而是常开不败的中法友谊之花。答：我很感激你们的美好评价。言归正传。自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韦尔顿(Wilden)签订中法协定12七条，其中包括中国当局可会同法租界当局搜捕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