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隆与“意识形态终结”.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2022-01-20谈谈阿隆（RaymondAron，一九○五――一九八三年）这个人，是我早就有过的愿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英国思想家伯林（IasiahBerlin）去世后，有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一些街头小报上都登了他的噩耗，口气里透出愉快。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从这死亡之被人留意中，看到了一种思想立场的影响。我因此想到一九八三年阿隆的谢世。那时阿隆在巴黎高师的同窗萨特的大名刚传人中国不久，他那种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义，以及怪味豆一样的左倾立场，在青年人和知识界中颇有影响。不过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问到阿隆，十个人中间恐怕会有十个人说：阿隆是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辈为代表的。法兰西文化很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因此招来了英美世界的不少人，最近还得加上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不断指责法国文人的轻狂，而把他们中间那些主要以镇定文化为己任的人忘掉。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不过面对着这样多的不信任，法国人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甚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可以视为一种奇迹的。法国人太喜欢嘴皮子上热闹（用阿隆的话说，是巴黎人需要冲突），因此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似乎弥补了制度上的不足。也许这种原因深植于法兰西式自由主义文化的深层，它看上去不那么制度化，过于本土化，所以经外人一学，很可能落个南橘北枳的尴尬。而在法国，虽然各派激进思想经常大行其道，却从来没有让它的制度伤筋动骨。即使我们把短暂的热月和波拿巴时代都算在内，它也的确从未陷入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极权主义陷阱，而是一直保持着基本的自由制度。就拿二十世纪来说，法国有许多激进的思想立场可供人选择，他首先可以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柏格森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义，战后受希特勒德国的影响，沾染上一些种族主义倾向，不久后又受民族精神的激励成为一名抵抗战士，战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左翼进步阵营，再过一阵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或匈牙利事件使他幡然醒悟，终于归顺了哈耶克的朝圣山协会――尽管这看起来十足的`荒唐，但足以见出法国社会容纳各种异见的张力，它使一个人有机会做这种颠三倒四的选择。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气氛，使阿隆这样的人在法国总感到有些身处边缘。他的思想风格同萨特完全不同，在影响社会的方式和冲击力上，自然也迥然相异：一方面对于把握世间的人与事，总感到缺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几分自信，它怯于提出恢宏而一贯的体系，不敢言之凿凿地表达关于自我的信念，对于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就惟恐避之不及；而另一方面在信念问题上则更为果断，喜欢做出有关时代命运的终审判决，为此甚至敢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为其提供这样或那样有关自我拯救或群体拯救的许诺。同它比较起来，另一方看上去不那么关心个人的灵魂，它所着力的，是如何从基本的制度设计上，保证让每个人有选择自我拯救或无须拯救的权利，同时又要防范这种选择被集体化之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早在二十年代末同萨特互以小同学相称时，阿隆就发现自己和萨特的差异，他说：我羡慕萨特的自信，在内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深处我认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虑都是有道理的。而萨特给他的评语则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最需要宣传的时刻，他依然能保持这种不带情绪的客观。受早年在德国研习韦伯的影响，他便认定自己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总体系，在这段学习的产物《历史哲学引论》一书中，他对建立这种体系的可能性明确表现出怀疑。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