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中国大学治理历史演进与实践逻辑的整体性考察五、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中国进路任何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理论研究都不会仅仅停留或满足于对现状的解释和描述。基于上述历时性的宏观考察和共时性的微观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发展脉络不同，百余年来，中国大学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与现代国家建构紧密缠绕，正是这种特殊道路与独特经验，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与大学的内在关联，预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治理的理论方向与实践进路。就现代国家建构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不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先集中国家权力后培育社会力量的实践路径。西方国家是以现代经济与社会的自然发育为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的，其现代化发展依次是社会（自治）、经济组织、政治权力集中化，现代国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现代国家的形成就是在已经形成强有力社会力量基础上的权力集中化或中央化的过程。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构路径截然不同，对于中国这类后发国家来说，其现代化发展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在的现代化潮流推动的结果，国家建设往往是在封建王朝没落而社会力量一盘散沙的基础上启动和推进的。所以，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先建立现代主权国家，通过国家权威进行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培育现代经济与社会，在现代经济与社会发育的基础上，全面发育民主共和的现代政治体系。”[8]---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是通过强大政党引领现代国家建构的“以党建国”政治策略。不同于西方早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因国家自主性丧失而导致国家总体性危机后的国家秩序重建。也就是说，当国家失败以后，重建国家的任务自然落在了竞相争取民众支持的新生政治力量——政党的身上。以俄共（布）和中共为代表的政党并不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下的产物，而是国家危机情势下的产物；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政党构建了国家秩序。政党首先创建了军队并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由此产生了国家秩序内的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早期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路径，意味着用宪政主义来诠释中国和俄国的政党与国家关系面临着一定的障碍。中国和俄国这种“以党建国”、“以党领政”的政治实践策略，与西方国家“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的理论导向均有很大差异，以致有学者试图提出“政党中心论”这一新的理论构想。[9]三是国家与社会基于合作基础上的“强国家-强社会”逻辑走向。基于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发展次序的不同，在欧美等西方早发国家的理论语境中，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往往扮演着国家权力的抵抗者与制衡者的角色，“弱国家-强社会”和“小政府-大社会”往往是理论上的基本预设和实践上的传统惯例。与西方国家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逐渐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趋势。这就是国家和政府并不作为必然的“恶”的形象出现，相反，无论是基于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承续，还是基于现时代赶超型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国家和政府往往是一种积极而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力量，表现为对不发达公民社会缺陷和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必要的修复、填补和建构。因此，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似乎更加呈现出基于合作主义精神之“强国家-强社会”的逻辑走向。就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来看，尽管人们对国家及其代表的政府在现代大学的治理与发展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究竟能够起多大作用的问题会有不同意见，但谁都不会否认国家、政府和政治对大学治理与发展作用的客观存在。比照恩格斯对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⑥，我们可以将国家权力与大学治理的关系描述为三种形式：其一，沿着统一方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其二，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发展无疑受到阻碍导致停滞甚至倒退；其三，国家权力可以阻碍大学沿着某些方向走，甚至推动大学沿着另一种方向走。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可以归---本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