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洲与中国，谁更专制对财权、军权的绝对控制，中国皇帝远胜中世纪欧洲国王近日，有媒体刊文《莫妖魔化中国古代制度》。文章称，中国古代王朝设有谏议、史官、科举等比较先进的制度，皇帝“并非绝对的独裁”；相比之下，欧洲王朝的独裁程度更高…[详细]。揆诸史料，该文章的观点，可供商榷之处甚多。中世纪欧洲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大多数时候为封建主义，后者则是专制主义。在5—13世纪，欧洲之国王和臣属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国王是贵族中的一员，要通过某种贵族会议共掌权力；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行使权力，在此范围之外，由各个封建领主全权管理。西欧很早就有制约王朝的机制，如英国在7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时期，出现的“贤人会议”，拥有在国王之上的立法、审判等权力。13世纪后，王权扩张，建立起所谓“绝对君主专制”，但依旧要顾忌议会。反观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清朝灭亡，一直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全国设立郡县，统一选拔官员、征收赋税，一切大权操于皇帝之手。通常被认为能制约皇帝的相权、谏议权，因其权力本身就来自于皇权，所能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具体来说，西欧国王对国家有统治权，无所有权；而中国君主则两者兼而有之。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征税上。西欧国王要靠自己的收入，如王室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充当宫廷和整个政府的开销。当国王收入无法维持政府运行与国防开支，需要另行征税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如在英国，先后有御前会议、贵族大会议、国会；法国有三级会议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威廉三世，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但在中国，“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显然，百姓交税属天经地义，皇帝则能依据需要，随意开征新税，以至“急政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由于不掌握财权，古代欧洲国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拥有效命于自己的军队。在需要打仗的时候，国王往往需要依据封建契约，请贵族出兵，或向银行借款。1215年，英王约翰为应对战争，将贵族的“兵役免除税”增加了16倍，同时提高继承税，激起贵族联合反抗，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1688年，也就是中国的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此后国家财政权被全部置于议会掌握之下。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中世纪欧洲国王更无法与中国皇帝相比财权、军权之外，古代欧洲国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同样缺乏专制力量。最主要的干预力量来自教会。在“君权神授”的解释体系下，国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权力，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教会，从而使国王的合法性受制于教会。罗马教会对国王权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当一种权威施以不公正时,人们能去寻求另一种权威保护。所以古老的德国习惯法《萨克森明镜》说，上帝把两把剑留给世间。给教皇以精神之剑，给皇帝以世俗之剑。教权对王权的干预，首先表现在王权常常不得不寻求教权的支持。譬如，“征服者”威廉在进攻不列颠前，亲自从教皇手里接过一面旗帜，以示罗马教廷对此次军事行动的支持。黑斯廷战役后，约克大主教为威廉加冕，宣誓：“威廉保证维护教会的权力，并且持守良法以成为贤明之王。”其次，王权与教权也是在不断竞争之中。因争夺主教任命权的矛盾激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1076年，宣布废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也不甘示弱，开除亨利教籍，并废黜其王位，并号召德国人反对国王。丧失合法性的亨利四世最终不得不向教皇求饶，身着平民衣服，在格里高利七世的住所外，迎着风雪站了三天三夜。获得接见后，亨利四世亲吻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恢复了自己的教籍。反观中国，所谓“儒学”，并无教会这般的政治实体力量，虽同样鼓吹“君权神授”，但儒学群体本身，并不掌控上述意识形态的终极解释权，事实上只能成为皇权专制的附庸。确立了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董仲舒，其大一统思想被汉武帝所赞赏，但其旨在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