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关于“古史辨派”的影响，钱穆曾说：“《古史辨》不胫走天下，……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1](P1046-1047)由此可见，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是“古史辨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在这三人中，胡适与顾颉刚的关系已不乏论列，但不知为何，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却迄今仍然缺乏系统的阐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专论。一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首先体现在他一再鼓励顾颉刚要勇于“疑古辨伪”。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顾自己与钱玄同结识时曾说：“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画《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2](P49)可见，二人正是在“疑古辨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共识。此后，钱玄同还一再对顾颉刚表示：“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3](P224)，“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3](P251)。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史学界激起“古史大讨论”时，钱玄同又立即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二文，对顾颉刚表示公开支持。他明确肯定顾颉刚这一见解“真是精当绝伦”，“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3](P235)，并提出：“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3](P253)与此同时，他还疾声呼吁：“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此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3](P255)为了表明“疑古”的态度和决心，他甚至还在1925年8月废姓，直接以“疑古玄同”为名。同年12月，当顾颉刚筹划在《国学门周刊》刊登“《说文》证史讨论号”、反击柳诒徵的批评时，钱玄同也予以积极响应，他撰文声明：“他们看错咱们啦。咱们对于一切古书，都只认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史料而已。对于史料的鉴别去取，全以自己的眼光与知识为衡，决不愿奉某书为唯一可信据的宝典。”[3](P265)至30年代，钱玄同的疑古态度愈发弥坚，他重申：“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3](P135)，“总而言之，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3](P304)与此相较，胡适虽在20年代初屡屡鼓励顾颉刚“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2](P12、15、23)，但到了1929年却向顾颉刚宣称：“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2](P13)由此看来，钱玄同在30年代仍然提倡“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显然更具有“疑古”的彻底性，柳存仁在《纪念钱玄同先生》一文中就评价说：“在古史运动初期的时候，（他）最能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挥疑古的精神，这是一般人士都公认的”[4](P154)。而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顾颉刚也一再提及钱玄同的鼓励。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迅速。”[2](P80)在晚年所撰《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他也写道：“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2](P12)二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不断启发顾颉刚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如前所述，顾颉刚与钱玄同最初是通过编辑《辨伪丛刊》结识的，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曾经咨询钱氏：“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2](P23)对此，钱玄同明确答复说：“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