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以人民的名义写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卢跃刚的文字就像一组组重磅炸弹，在一个个不同的领域爆响。1991年，华东大水，他滞留淮河流域重灾区，写出了10万字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那些文字说的是社会的水灾、文化的水灾。1993年是卢跃刚写作的里程碑。这一年卢跃刚奔赴湖南娄底，对人大代表颜跃明因提交“罢免市长案”而被非法拘禁事件进行详尽调查，写出了《以人民的名义》这篇黄钟大吕的文章。事情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武芳是一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女子，被人残忍地泼浓硫酸毁容毁身，案发三年，但始作俑者因是一位能量极大的退休副市长的公子而一直逍遥法外。昔日美丽的弱女子武芳疤痕累累身心俱惫，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时她碰上了卢跃刚。卢跃刚七下咸阳，突破重重障碍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历时五年，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卢跃刚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悬贴着两张武芳的大照片：一是毁容前清秀的面带微笑的武芳，一是容后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的武芳。2002年4月，卢跃刚又推出30万言的长篇新著《东方马车》。《东方马车》对闻名遐迩的出国英语培训大本营新东方学校条分缕析，把中国文化人面对市场经济心灵的痛苦裂变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爱祖国，爱人民”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对卢跃刚来说却是宗教，是神圣的信仰。爱之弥深，恨之弥切。卢跃刚揭露问题、针砭时弊，皆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皆因为他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爱得深沉。1996年，从卢跃刚著作《南中国海喻言》里，你能感到一个人的爱国程度。他在诉说南中国海被周边国家瓜分的现状和一个中国人的愤怒屈辱。赵：您的作品大气磅礴，都是重大社会问题，请问您是如何选中这些题材的？您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怎样认识的，对眼下一些受金钱役使的有偿报告文学有何看法？卢：报告文学在台湾被称作“报道文学”，我觉得这种称呼比“报告文学”要确切一些，定位也更准确。“报道文学”，先是“报道”后是“文学”。报道是重中之重，在这里“文学”的余地非常有限。报告文学首要社会功能与新闻一样是“记录历史”，选择历史和社会矛盾最激烈、分量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现象、事件或人物来记录历史，这是这种非虚构文体的真实性原则。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任何回避现实的闪烁其词，都有损报告文学这个真实性原则，从而也失去现实和历史的价值。不能想象，一个作家离开中国社会多灾多难的大转型大变迁的背景进行写作，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我的所有创作都是遵循这个原则进行的，我对一些重大社会题材比较敏感，一部分也来源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报告文学在经受多种挤压，尤其是金钱的挤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酷烈过。这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有些写作者涉足有偿报告文学，我表示理解，因为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舞文弄墨者写几个字换点钱过日子，也在情理之中，但别走得太远太离谱。赵：您的作品总是独树一帜，资料的翔实与感情的饱满真挚令人吃惊。比如《大国寡民》里竟有烽火村村长王保京的副手王行兴始自1960年的完整日记，还有从建国初期一直到今天的关于烽火村的几乎所有报道。事实胜于雄辩，这些资料最有说服力，请问您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卢：要记录历史，要作为一个目击者记录历史的真相，首要一点就是翔实的资料。否则又怎么能称得上信史！获取这种资料当然不会轻而易举，衡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是不是一个合格作家，就是看他对真实资料的重视程度和他能否占有这些资料。这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应该是严峻的考验。偷工减料不成，你只有真正深入现场，真正和你要写的人们“同呼吸共患难”，才能获取第一手资料。这需要实干，耍小聪明不行，这条道上从来就没有捷径可循。我涉足的领域非常宽阔，我写过中国水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弱势群体研究、农村问题研究……无论要写哪一个领域，首先我就得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我的写作不能单称为写作，而应该叫做“研究”。对我所写作的问题我有许多自己的思想。而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只有对要写的对象充满感情，你才能写好这个题材。不是装饰出来给人看的感情，是真挚的、发自心灵深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