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所谓“全球化”，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它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它所包举的范围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则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笔者认为，“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环视宇内，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中国文化亦然。中国文化如何直面“全球化”，本文提出了三点“对策”：（1）借鉴历史，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业已积淀了丰富的经验；（2）调整心态，稳健应对，从容裕如；（3）政府发挥职责，积极引导，责无旁贷。最后，笔者指出，未来“全球化”局面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文化背后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文化界说探讨展望公元2001年12月11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刻骨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WTO成员。随即，WTO成为中国人切切关心的一个话题，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随之兴起。作为一名中国人，自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话题，笔者向来颇为关心。因此，我仅在略陈几点浅见，算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参与或介入。界说：全球化种种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就其根本而言，是一个既具有时间概念、同时又具有空间概念的术语（英文和汉文都反映了这两个层面的意思）。关于“全球化”出现的时间，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议。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三说。第一说认为，早在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我认为，此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诚如马克思所言，哥伦布之“发现”美洲，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之一即是使人类的历史由“地区（区域）史”走向“世界史”；但当时尚不具备“全球化”的规模和效果。第二说将“全球化”的时间界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的纷纷出台。该说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所界定的时间也堪称慧眼独具，但其时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套用李慎之的话说，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①]。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的联合国日致辞中只用了“全球性”一词，“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第三说直指九十年代末期，同时在参照系中置入了中国。九十年代末期的全球化，上承九十年代初、下启本世纪初，业已具备成熟的规模和特定的效果。因此，该说最为可取，最具可操作性，也最为贴近中国国情；并且---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拙文的“话语体系”中，也最具可行性。故而本文所说的“全球化”，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一项界说。就“全球化”的外延而言，它所包举的范围相当广袤，几乎是全方位的，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其涵摄的范围。当然，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但还有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等等（甚至垃圾的处理也成了全球性的问题）[②]。拿WTO来说，它虽然主要是贸易层面的，但它也涉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个方面。王蒙敏锐地指出，“外国的东西，虽然你看着非常技术性，但往往和他们整个的文化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关系”[③]。可以这样说，加入WTO虽然说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但全球化的影响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二项界说。对于与“全球化”相关的另外一个词语“全球主义”，也有必要在此略做区分。所谓“全球化”，其实并不应当拒斥国家的民族性、经济的多元性和文化的个性（后文有论述）；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