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体系的社会汪晖1汪晖教授简介（汪晖教授毕业于扬州师院、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当代思想与文化。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研究、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研究员。现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读书》杂志主编。）2008年3月14日，我正在香港浸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从上午起，我就不断地收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从拉萨市的商业街区发来的短信，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有时一二十分钟，有时长一些。短信容量有限，完全限于一个人的目力和听力所及，却是身居现场者的即时报告，比任何通讯社的报道更为迅疾和真实。这个发短信的朋友是一位在拉萨做小买卖的内地人，她崇拜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但眼前发生的事情，让她困惑万分。不久之后，以奥运火炬传递为爆发点，围绕西藏问题的冲突，在世界各大城市相继发生，海内外的媒体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方面，“自由西藏运动”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在西方社会的动员能量，而另一方面，中国海外留学生展开了保护火炬的运动，年轻一代利用网络媒体介入国际媒体的论战，一时间风起云涌，惊涛裂岸。在这一情境中，“西藏问题”、“奥运火炬问题”或“媒体公正问题”相互纠缠，要想弄清“西藏问题”的是非曲直变得更加困难了。四月下旬，按照原先的计划，我启程前往意大利博洛尼亚。临行前一天，4月19日，我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就“西藏问题”所做的采访。事实上，这个采访与其说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不如说是陈述我对如何叙述中国的看法。2000-2001年，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访问时，我正在修订《兴起》一书第二册《帝国与国家》的初稿，恰好与一群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不同类型的帝国问题，如奥斯曼、莫卧尔、清朝、俄罗斯、德国等等，以检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框架的知识系统的局限性。在那之前，我在对亚洲问题的讨论中也已经展开对中国的周边区域以及连接这些区域的政治文化的思考。在我看来，西藏问题与如何叙述中国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也是在这一年，我在苏黎世参观了题为“梦幻世界西藏—西方与中国的幽灵”(DreamworldTibet－WesternandChinesePhantoms)的展览，策展人是人类学家马丁·布拉文（MartinBrauen）博士，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有关西藏的博物馆。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因为它不像其他有关西藏的展览那样展出西藏的文化、艺术、宗教、习俗和历史文物，而是以西方如何看待西藏为中心。这使我对西方的西藏观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也让我触摸到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堵无形的高墙。这座高墙的一侧是在欧洲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东方主义幻影，另一侧则是我自己试图突破的近代民族主义知识，而在这堵知识的高墙周边，绵延展开的则是由冷战政治造成的颓败而又坚固的壕沟。要想让人们逼近真实的“西藏问题”，就必须从拆除这个东方主义的高墙开始，否则就只能听凭那些心造的幻影控制我们的世界。从苏---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黎世回到柏林之后，我就开始留心相关的文献，并将阅读这些文献当作我自己思考“何为中国”这一问题时的参考资料。2004年6月，在萧亮中的引荐之下，我去云南中甸参加“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以西藏为主题的会议，不但在会上认识了许多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而且也在会下接触了一些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年轻人。萧亮中热心地将我介绍给他在当地的各族朋友们，而他的朋友、藏族环保人士马建中也安排了我和一些藏族青年的座谈。在会后前往德钦途中，除了与几位藏学前辈同行外，又有机会参加了他们与当地藏族青年的座谈，使我对于藏区面临的挑战、危机和可能性有了一点认识。也就是这次访问，使我在此后的几年中与有关虎跳峡水坝问题的争论结下不解之缘，我不得不多次前往云南调查和考察。藏区与我的距离突然间近了许多。2005年1月4日，萧亮中突然去世，在我和他生长的那个地区之间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白，但他在我与当地村民及社会运动之间连接起来的纽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