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型社会需要律师，律师活动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在法治型社会，法律至上，在所有行为规范中，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在社会冲突的解决中，以司法手段最为有效；司法机关在解决冲突时，只服从法律，而不受法律之外的权力的干涉，不为社会舆论所左右，不为个人情绪所动摇；更不为某种私利所扭曲；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任何人的法律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在这种以法律规范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律师职业应运而生。律师是法律专家，精通法律具有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条件，能够切实满足社会主体对法律内容的了解以及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在古罗马社会，由于法律价值被广泛认同，因而萌芽了律师及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推动了律师职业的发展，建立了西方发达的律师制度。与此同时，律师的职业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律师通过开展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法律顾问，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活动，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无疑有助于提高广大社会主体的法律素养以及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动社会法治水平的不断优化。这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律师是一个复杂法律制度的专家。他犹如法院里的官员一样，以一种替大众服务的精神来运用他的知识，虽然法律界人士散布全国各地，并无统一组织，可是在他们之间却存在有一种‘同盟’”。“企业及及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的力量，都得靠律师们来担负起职业责任。”律师文化是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法治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真理”是由社会在平等、自由的自然扩展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专制文化则是一种统治者“钦定”的文化，是固定的意识形态，将这种钦定的确立为社会的真理，一切以这种钦定的文化为标准。“野蛮的力量也要为它自己的卑劣制造某些道义上的支持来粉饰冠冕”[9].钦定的之所以也称为文化，乃是因为“文化”这一词本身就含有文明正义的意思。总是想将赤裸裸的暴力伪装成大爱、宽容、正义性。一切可能对这种钦定的文化剥去伪装的机会，都会被专制文化视为大敌。步青云先生说“自治的大学”是民主的四大基石之一[10].一个专制的文化里，是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允许人们可以追求更大的权利精神、远见和正义，它们还要传播愚昧的文化。如果允许钦定的文化塞进文化教育中，这是对民主之治的最大践踏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是极好的证明。文字狱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11]“文革”，中国人再次用无数的“生命”感受了“钦定”文化的厉害。在专制文化里是没有公平辩论的，“辩论”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辩论。律师就是代表公民进行运用法律“辩论”，履行的是公民的“平等”的“辩论权”，是整个社会已经融入一种可以追求平等、自由、权利、精神远见和正义的环境下，才有律师的辩论。律师的辩论是以一种法律至上的权威、正义的权威、道义上的权威向社会传达一种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向专制宣告它的丑恶。律师是法治社会的一个符号。因此，在说到律师时，就如同说到正义，说到和谐秩序，是在说到民众自己，是在说自己的权利如何，是在说法律的地位如何，是在说自己的国家、民族如何。律师的表面地位高，其实质就是民众的权利高，就是社会的正义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律师的代理活动和代理人制度的确立，是民众胜任法律保护权利限制权力的复杂性的需要。很难想象一个简单的体系能够约束住强大而又倾向性的权力机构。由此必须有律师独立的权利体系，以作为保障律师代理的充分性作用。律师是法治社会公民行使自由、权利、权力必要工具，因此在法治这个第一平台上，是没有律师的地位的，这个平台的主体只有一个，就是民众自己。但是作为工具地位的律师是应当有它的特殊权利要求的，如同也是作为工具需要有特殊的权利和权力需求一样。没有特殊的权利就无法完成第一主体的任务，最终会妨碍第一主体利益目标的实现。中国要发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