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背后的一腔女儿泪——从《孔雀东南飞》浅谈古代的女性悲剧摘要：封建专制社会里，女性处于被夫权、族权统治的地位，女性要依附于一定的权势地位才能生存，这是她们的不幸。在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权势中，有的女性的地位又优于其他女性，在没有力量与男权对抗下，女性之间存在的压迫与争斗，导致了另一层悲剧的产生。关键词：依附性；男权与地位；女性悲剧汉乐府民歌的创作特征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孔雀东南飞》是产生于东汉末年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在这场悲剧中人们普遍同情兰芝，憎恶焦母。其实，兰芝、焦母都是应该同情的对象。《孔雀东南飞》作为一首乐府诗，它像一面镜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汉代社会或整个封建专制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有着许多的无奈与悲哀。本文结合《孔雀东南飞》一诗，从四个方面：教育、依附性、工具性、同性争夺来浅谈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一、古代女子的教育从历史记载来看，女子幼年学习的都是《列女传》、《女诫》、“女四书”等儒家经典。在西汉，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后，东汉班固又将董仲舒的思想进一步理论化，明确提出“三纲”说。班固的妹妹班昭受其影响而作《女诫》，在《妇行第四》中明确提出了“四德”，同以前的“三从”说合为“三从四德”。这就成为支配中国女性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作为女性基本操行的“四德”之一是妇功（或称‘女工’、‘女红’），班昭在《女诫》中对它的解释是：“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纺织缝纫，是妇女在家庭中最重要的职责。由于女子成年后都要履行“妇职”，所以家长在女儿小时就要训练他们学习女红、酒食之事。“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女性既顺从又能干。对于文化的学习，家长不会刻意培养她们，最多是让她们能够识字，更好地去读封建规范下的诗书，服从封建礼法。主要的闺中教育是“妇功”之事，《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薛宝钗曾对林黛玉道：“女孩儿家不认字倒好……连做诗写字等事,也不是你我份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捡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那些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里所说的“正经”的书，就是那些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之作。“除了礼节、纺织之外，音乐也是一些中上层社会女子闺中教育的一项内容。由于琴棋书画常被古人视为才女的优秀资质与高雅情趣，所以许多家庭都让女儿从小学习琴、筝等乐器。”①这样就更符合男性心目中标准的淑女形象。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女性教育被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不管是在文化的教育还是女工的教育上都带有很强的“闺范”色彩。《孔雀东南飞》中刘家对刘兰芝的闺中教育没有怠慢。当刘兰芝被遣回家时，刘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刘兰芝在焦家应该是一个懂礼节、勤劳、符合“四德”要求的好媳妇，但为何还是遭遣？就连刘兰芝也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每天“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在焦家完全按照刘母对她的闺中教育来生活。她和其他受封建教育的女子一样，把勤劳能干当作女性应具备的美德之一。当刘兰芝别小姑时，还劝导她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在这时还不忘教小姑要懂礼节，还要会织作（初七，指阴历七月七日，相传牛郎织女相会于鹊桥，称为“七夕”或“乞巧节”，“女儿节”。这一天晚上，妇女们要向银河焚香祝拜，向织女乞求织作技艺。）其实兰芝这时已经把作为女子应做到的本分告诉小姑，希望她能够成为符合“闺范”的女子，以后的生活也许才会有过得好的希望。刘母教兰芝，兰芝又劝诫小姑，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女性之间的“奴性自律”色彩。正如班昭作《女诫》，就完全以男性的口吻来主动承担起训诫女性的责任。宗法制社会，男性塑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勤劳、柔、顺、服，并且把这些标准规定为女性的美德，为女性塑造起标准的“闺范”楷模。由于勤于织作是女性宜家的标准，所以女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