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庙堂回归民间——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也不例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统治人物的言行与举措、统治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等“上层活动史”逐步垄断了历史记录，史学的“贵族化”趋势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尽管庙堂史学曾经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并给后代史学留下了诸多可资继承的优良传统。但是，历史本身是以广大民众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以客观历史为记述与研究内容并以大众为知识传播对象的史学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与史学的性质和最终目的是相背离的。这种背离在使史学传播范围大大缩小的同时，也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背离对史学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并引发史学向自身本性回归，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一、传播方式的大众化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始于在宋元时期。到宋代，经过长期发展的中国庙堂史学进入其极盛时期，名家名著辈出。但是，庙堂史学的发展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在它迈向颠峰的同时，其窒息史学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也逐步显露出来。中国史学开始了由庙堂向民间回归的进程。这种进程以宋元时期史学传播方式的大众化为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在宋代以前庙堂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史著的撰写与流传局限于统治阶级，担负重要传播任务的口头讲史活动，其绝大多数也被统治阶级垄断而成为“庙堂讲史”。进入宋元时期，一种面向大众的通俗性讲史活动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作为这种史学传播活动的主体的职业通俗讲史者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生活于民间，是大众的成员同时又是向大众讲述历史知识，传播历史观念的人。其二，传播对象的大众化。庙堂史学是以统治集团和知识阶层为传播对象的。它们无论在著作文字的表述上还是在讲述语言的选择上，都显得艰深晦涩，无法在民众中传播。宋元时期大众化讲史出现之后，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兴趣，从而将传播对象转向了大众。作为宋代通俗讲史活动传播对象的市民村夫、男女老幼，都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这与此前的庙堂讲史相比，在传播对象上形成明显的差异，由上层而转向下层，由贵族而转向民众。其三，传播场所的大众化。宋元时期，在面向广大民众的通俗讲史活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史学的传播场所也开始大众化。这种场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城市中的“瓦市”，它是普通民众从事商品交易和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是职业通俗讲史人讲史谋生、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第二类是茶肆、酒肆。其中为数最多的中小型茶肆与酒肆，其顾客大都是所谓娼妓弟兄、诸行借工卖伎人等生活于社会---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下层的普通民众，这是他们日常聚集的场所。第三类是闾巷中、乡村里、道路边一些非固定的场所。这通常是那些水平不高、名气不大的讲史艺人即所谓“艺之次者”临时“作场”讲史的地方。宋元时期出现的史学在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和传播场所上的大众化，形成了史学大众化外在的也是最直观的特征——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它是中国史学大众化进程初始阶段的表现形式。二、著作形式的大众化明清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的到来，在传统的封建庙堂史学日趋没落的同时，中国的通俗史学却在宋元的基础之上逐步走向兴盛，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口头讲史之外，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通俗历史读物，从著作形式上展现出中国史学大众化的新的面貌。到明清时期，随着市民数量的增多及其娱乐生活的丰富，他们的历史求知欲和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日趋浓厚，需要可供随时阅读的史著来了解历史和消遣娱乐。但是，此前在历史著述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庙堂史著艰深难懂，不适合普通民众阅读，宋元讲史话本虽然浅显通俗，但又过于简略、粗疏，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日益提高的阅读品位和日益增强的阅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那种既详细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