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官私书目看小说观念的变迁凌郁之（苏州科技大学苏州215011）内容提要：本文对存世宋代官私书目的小说类作了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并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小说类进行了合理的比较，切实地探察了宋代小说观念的发展概况。《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将志怪传奇之书归于小说类，确立了后世书目小说类的基本架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反映了南宋书目家进一步釐清小说类畛域的努力，它们所体现的小说观念，较之《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又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崇文总目》到《直斋书录解题》，已经在主导倾向上形成了关于小说类的共识，尽管还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现象。关键词：宋代小说宋代书目小说观念.宋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传奇体小说的衰落，白话小说的繁荣，志怪小说的继续发展和笔记小说的大量滋生，在这些现象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与宋人的小说观念相联系的因素。但宋代文人很少直接探讨小说理论问题，偶尔及之，如一些小说集的序跋，也仍然囿于史家意识或道学眼光，而难以表达真实思想。而宋代官私书目如《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却为我们解剖分析宋人小说观念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本文即拟通过对这些官私书目的小说类（或称小说家类，为方便计，文中一律称之为小说类）的分析，切实地探察宋代小说观念发展演进的复杂情况。一、《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下文简称《隋志》）关于“小说”的观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水平，仍然坚持“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仍然拘牵于孔子曰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1]。把“列仙、列士、列女之传”及“风俗”、“郡国之书”、“鬼物奇怪之事”、“虚诞怪妄之说”等，都视作史部“杂传”类，认为“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2]。因此，《隋志》中《冥祥记》、《述异记》、《搜神记》等志怪小说都被安排在杂传类。基金项目：本文属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系列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4SJD750018作者简介：凌郁之（1968-），男，安徽舒城人，苏州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但在《崇文总目》中，志怪传奇小说可谓第一次被置于小说类，并占据了小说类的主导地位，从而根本地改变了《隋志》及此前书目小说类的面貌。如《酉阳杂俎》、《前定录》、《述异记》、《玄怪录》、《续玄怪录》、《宣室志》、《异闻集》、《集异记》、裴鉶《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稽神录》等，几乎构成了《崇文总目》小说类的主体。《隋志》小说类所收之书，在《崇文总目》里，除了《世说》、《笑林》、《茶谱》、《花品》之类少数部分仍旧保留于小说类，其他基本上都被清理出该类了。尽管《崇文总目》小说类还有相当一部分笔记之书，但它似乎已注意到了小说与笔记之别。考小说类在是书原第二十七和二十八卷，而卷二十七多为笔记之书，卷二十八多为志怪传奇之书。同在小说类，而分别成卷，说明编者已觉察到了笔记与小说的性质差异，反映了编者的小说类别意识。这些认识和做法显然在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下文简称《新唐志》）里得到了继承。《新唐志》小说类的突出之处，一如《崇文总目》，将《隋志》、《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本属于志怪传奇性质的书安排进小说类。这客观上反映了小说意识的增强和小说类畛域的趋于清晰。《新唐志》小说类尽管因继承发扬了《崇文总目》的积极做法[3]，而表现出相对《隋志》小说类的巨大进步，但欧阳修总体上仍然是基于史官视角来作分类的。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小说类叙云：“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4]在《新唐书·艺文志》叙论里，他仍然认为“传记、小说”“皆出于史官之流也”[5]。显然，这是从《隋志》及刘知几《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