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一、不寻常的开端1962年8月，我在老家浙江临海农村收到原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兼）寄来《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我征求意见，并要我参加这项编译工作。我给这个拟目写了27页修改意见，并表示愿意承担编译爱因斯坦著作选集。他们也就同意了。我大学时学物理，初中二年级就崇拜爱因斯坦，1938年考大学前认真读过他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使我开始思考人生道路问题。2年后决心投身革命，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和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关”和《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调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斗争，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党籍和公职，回老家当年农民，用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母亲。1962年哲学所所以要组织编译科学哲学著作，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随后展开公开论战。毛泽东企图取代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心。为此，必须批判全世界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各国著名自然科学家的有关思想自然是重点批判对象因此，必须把这些科学家的哲学著作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编译出来，供批判之用。鉴于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于是他就成为当局第一个关注的对象。让我编译爱因斯坦著作，对我是个喜出望外的大幸事，立即全力以赴。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他们把我1956~57年译成留在北京的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工分，换取口粮随后我去北京住了4个月，查阅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全部论著，拟定了选题计划，并于1963年3月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正式约稿合同。1963年5月，我回家乡，带回由商务印书馆借出的十几种爱因斯坦著作和十来种有分量的爱因斯坦传记。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1960年刚出版的由爱因斯坦遗嘱执行人那坦（OttoNathan）和诺尔登（H.Norden）编的文献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它全面地搜集了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政治言论。回家乡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批珍贵的文献。我首先狼吞虎咽地读完了700多页的《爱因斯坦论和平》，对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发现他终生信奉社会主义，虽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向往计划经济，对马克思、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有好感。因此，在政治上，他应该是我们的团结对象，不应该当作敌人来批判。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介绍他的思想了。在浏览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著作后，我确定了准备选译的目录。我每天埋头于书稿之间，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每夜点着油灯工作到12:30以后，没有休息日，连春节也顾不上。在北京期间，偶尔获悉上海科委秘书李宝恒也曾计划编译爱因斯坦著作，于是写信约他合作，他欣然同意。但他工作忙，又未受过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只分担了小部分翻译工作。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努力，到1964年10月完成了原定计划，选译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气势越来越猛，出版进程受阻。利用这段空隙，我写了一篇9万字的《编译后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稿。为了试探外界反应，我把《后记》和《世界观》两稿中论述哲学思想部分的要点，写成一篇25,000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改（在头尾加上当时流行的套话）后，联名寄给哲学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是我1956年在哲学所创办的），发表于1965年11月出版的第4期上。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不准用真名，只好改用笔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很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写的，党刊不能登右派文章，于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