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灵降临的叙事摘要：基督教文化在当代中国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当代作家都有意无意地在宗教文化中寻求文学资源，使得当代文学或隐或现地蒙上了一层宗教的光环。本文主要阐释了基督教话语下史铁生的个体言说，史铁生深受现代神学的影响，具有深厚的现代神学思想，再加上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自觉将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写作，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宗教观念和言说方式。在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史铁生领受了对神性的感性依赖，在求索中追寻个体生存之根，在问信中思考生命的欠然，在爱愿中实现心魂的救赎，从而创造出一种彼岸的语言，超越一切的限制，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完成了他神性和诗性的个体言说。关键词：史铁生基督教寻根问信救赎宗教和文学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学的起源与宗教关系密切，正如周作人所说：“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只因二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后来又从宗教里分化出来。”[1]这种渊源关系也给基督教文化影响中国文学提供了亲和力，同时中国小说叙事变革的诉求以及基督教文化所具有的文学资源为二者发生联系提供了前提。但光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因为文学本身是创作客体，它是人类精神的产品，离不开创作主体，所以，基督教文化要想渗人中国文学，还需要-个条件即中国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具体到基督教对当代作家的影响，有研究者称：“就整个***十年代的文学而言，最有基督教色彩的作家应是史铁生和北村。”[2]一史铁生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和善思的天性，再加上他喜爱西方文学，喜欢存在主义，所以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宗教观念和言说方式。著名学者刘小枫曾指出：“早在五四时代，某些知识分子已表达出个体性的基督信仰意向，并在文学、艺术、哲学中缓慢伸延。这种个体性基督信仰意向尽管并没有完全解脱民族承诺，毕竟已经逐步进入生存论的个体性语域。”[3]史铁生深受刘小枫的影响并认同他面对现代性问题坚持自由的、批判的个体言说，他的《圣灵降临的叙事》《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大都结合人们面临着的生存论上的问题，从神学角度探讨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可能，给当时思想文化界提供了崭新的价值参照。在“***”后精神失语和“人道主义”无力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史铁生，开始注意到除了“社会本位”、“个人本位”之外还存在“神本位”的“第三种知识立场”。史铁生曾在散文、书信中多次明确谈到这种认同，虽然他没有受过洗礼也没有参加教会、教派，但可以说，他属于刘小枫所说的“文化基督徒”。他在1994年写的散文《神位?官位?心位》中写道：“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令我茅塞顿开……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4]在其他散文作品中，史铁生又多次提及这位西方现代神学的主要汉语传播者和“文化”基督徒的“领袖”。在《给姚育明》的信中他说“近几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刘小枫，”“今天的文学批评，刘小枫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实在是成就最高的一部”，据史铁生先生自己回忆，写作《务虚笔记》时，他正在读《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之前读过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足见史铁生对基督教文化的特别关注。阅读史铁生的小说和散文可以发现文本中有大量基督教色彩的词汇和句子：上帝、地狱、天堂、乐园、拯救、赎罪等等；“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罪与拯救。”他有时还在文章里引用圣经故事，如借约伯的故事表达他对苦难和信仰的看法。此外，从一些小说的名字里也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如《树林里的上帝》、《礼拜日》、《原罪?宿命》。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里，坦然承认自己相信上帝并在遗作中坦言自己“白天信基督，夜晚信佛法”，[5]认为“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很明显史铁生是深受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