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要素说”及其困境摘要：欧几里德在《几何学》中创立的公理化方法是建构严格理论的不二法门。对于人文社科领域内的理论来说，越是接近这种方法，其理论就越严格且更加接近于科学。权利理论也是如此。目前，“要素说”是国内学界比较流行的权利界定理论。但“要素说”实质上是对西方现有各种权利理论的综合。如何将包含内在冲突的诸多“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前后一贯的、有逻辑自洽性的理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关键词：权利；要素说自洽性：B502；DFO文献标识码：A：1001―5981（2014）03―0145―032004年，杨振宁发表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演讲在国内引起激烈的争论。杨振宁的演讲实际上是对科学史中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回应。对此，爱因斯坦也有自己的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笔者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成就证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公理化方法在科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此，笔者提出一个寻求证伪的命题：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是建构严格理论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目前是公认的人文社科领域最严格和规范、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目前经济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教科书，哈佛大学曼昆教授所著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章就列出了指导经济学研究的十大原理。这些原理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公设十分类似。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都具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绎特征：有不可追问的前提、中间的推理、以及由此而推出的结论。西方两千年来哲学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众多哲学体系，霍布斯、洛克与罗尔斯的契约论，以及哈特、拉兹的法理学体系等等，大体上都可以辨析出一条由前提、推理、结论这样完整的逻辑链条构成的几何学图式。所以，对于理论来说，首要的是其逻辑链条的完整与贯通。换句话说，首要的要求就是自身逻辑的自洽性，至少其整个推理不能有明显的矛盾。这与对一个对象的认识，尤其是对自然的或者社会现象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理论是“全面的”――那是认识客观对象的要求。理论，某种意义上说就应该是“片面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权利理论的两个主要阵营，即利益说与意志说都有明显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法学家们仍然会选择其中之一为之辩护，却绝少有人站出来试图将两者“综合”起来的原因。以霍布斯与洛克的契约论为例：霍布斯以人性恶为总体的前提假设，演绎出一套契约论的理论体系，最后推论出一个绝对威权的主权者；而洛克的人性假定，总体上接近于经济学的合理自利（或可称之为中性），但未必如霍布斯那样悲观，也可以推论出一个完整的契约论体系，其最后推论的政府形式是三权分立。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性显然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乃是一个直观事实――只有认识到人性既有善也有恶才是“全面”的认识。但如果仅仅屈从于这样的事实，则是一种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理论建构的方式。对于理论体系的演绎来说，这种认识是否全面是完全无关的。从霍布斯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乃是一个直观事实，但是事实的另一面是：从这样一个“全面的”事实或认识，无法演绎出一个理论的体系。很难想象，有谁能够从人性既善又恶这样一个矛盾的命题演绎出一个理论体系。因为，作为理论演绎的不可追问的前提，这种假定自身不应当包含矛盾。所以，“全面”并不是衡量理论是否妥当的一个标准。要求一个理论是“全面”的，乃是非理性的。对于理论的逻辑来说，自洽性才是适当的标准，至于是否“全面”乃是不相关的。一个完整的权利理论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个部分：首先是权利的主体，即权利的承载者；其次是与权利之合理性证明相关的权利主体的特征；再次是权利对象的属性，如资源、事态、行为等；最后是权利所对应之义务的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