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成就吕祖谦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成就：未知摘要：吕祖谦的文章创作取得“衔华佩实”的成就，原因是他在北宋以来文道分裂与对立的时代背景下，主动致力于弥合文道之裂，形成了“融会理文”的文道观；并在“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渊源与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将这一文道观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吕祖谦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不仅属于文学的范畴，而且是其学术的一种表现形态和重要层面，在宋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关键词：吕祖谦；文道观；文章创作：1206.2文献标识码：A：1673-5595（2018）03-0082-05南宋乾道、淳熙年问，吕祖谦是与张?颉⒅祆淦朊?的理学大家，其开创的“吕学”，南宋中期以后与“朱学”“陆学”鼎足而立，各擅胜场。在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和叙述中，理学家秉持“作文害道”的文道观，这种文道观统摄下的文学创作普遍具有以语录为文的弊病，极大地损害了诗文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对宋代及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其实，由于学术体系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南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又是各有差异的。吕祖谦虽不以文自名，但在当时却是享有盛誉的文章家，这要回到南宋中期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考察，揭示其独具内涵的文道观和文章创作成就，而这又与吕祖谦个人的学术渊源和知识结构紧密相关。本文从以下三个互为关联、相辅相成的层面展开论述。一、融会理文的文道观吴子良说：“自元祜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自北宋元?v年间至南宋，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之儒”和以苏轼兄弟为代表的“文章之士”之间的文道之争一直绵延不绝，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分化为彼此对峙的两大阵营，最终酿成“理与文分为二”，也即文、道分离的割裂局面。道学与文学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成肇端于程颐，他从道的纯粹性、严肃性立场出发，提出“作文害道”，认为应该摒斥文学，专心于道学修养之中。至元?v时期，道学与文学的这种对立和排斥，演变成士大夫之间在政治甚至人格上的相互攻讦与交恶，尤以蜀、洛两党为甚。至南宋中期，朱熹对“苏学”讨伐的力度和深度皆前所未有。罗大经说：“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朱熹对“苏学”的讨伐是其创构与张扬“新道统”的必然路径，同时也与其秉持的道主宰文、“文便是道”的文道观紧密相关：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日：“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在朱熹看来，苏轼之所以“文自文而道自道”，就是因为“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向身上做工夫”，即“持敬”功夫，“敬”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所在，而苏轼却要“打破这‘敬’字”，自然遭致朱熹的批驳，并指责“文章之士”创作的“文人之文”“大本都差”。钱穆先生说：“轻薄艺文，实为宋代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共赴之标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朱熹所持的“文道合一”之论建立在以道为根本、文为枝叶的文道观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以抹杀乃至牺牲文的审美性、艺术性为代价；同时，就其不遗余力地排击苏轼等“文人之文”而言，确是有失公允的。朱熹对“苏学”的讨伐，导致文道关系愈加恶化，?巫媲?正是在这种文道分裂与对立的时代背景下致力于融会“理”“文”之裂的，并对南宋中后期的程洵、叶适、魏了翁等人皆有重要的启示。朱熹的内弟程洵便“初敬慕苏氏之议论，复谓程、苏之道同”，尽管朱熹与之“辨难数千百言”，但最终程洵还是走向“合苏、程为一家”的融合之路。刘?端担骸拔胖?云卧先生（吴汝式）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陈元晋在评述魏了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