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许田波的《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书运用比较历史学、以国际关系理论和行为主体性(agency)为核心的理论方法，提出了如下核心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比如，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都有着频繁的战争，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都有着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但是，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许田波的解释是：为了在国际争斗中取得优势，竞争各国就必须采取对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家采取了自强性改革(self-strengtheningreforms)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cleaverstrategies,她指的是法家改革和在《战国策》中所描绘的纵横家的外交手段），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自衰性的对应(self-weakeningexpedients)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1中国的国家力量在自强性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中越来越强大，于是就迎来了秦帝国的统一，而欧洲却因为采取了自我弱化的对应和“笨拙”的外交策略而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2]作者在书中推理十分清晰，书中的许多具体论点也不无道理。作为把中国先秦史和近现代欧洲史进行充分比较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在西方学术界一定会占有相应的地位。但是，她所运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均盛行于西方世界，却在方法论意义上都具有较大的误区。这些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了本书在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叙事形式和历史材料的运用上都有很大的偏颇。为了理解本书问题的根源，我们首先从比较历史学方法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弱点谈起。在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阴影下許田波书中所采用的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标准做法是把两个（或数个）不同案例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以比较并从中找出一个作者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俄国和中国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日本和德国走了法西斯道路，而英国、法国、美国却走了民主道路(Moore，1966)？］，而作者的任务则是找出导致这些案例之间的不同（或相似）的理论或者是关键机制。但是，这种比较历史学方法有着以下致命弱点：第一，为了使比较有意义，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之间有许多不同点的话，就很难确证到底是哪一个不同点导致了我们所想解释的历史发展轨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不同时空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差异多如牛毛，我们因此很难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对称性比较。就这点来说，韦伯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兴起在19世纪欧洲而不是同时期的中国和其它文明？）就要比許田波书中的问题显得有意义，因为韦伯把不同案例放在同一时间背景下，或者说至少在时间这一点上对不同案例进行了控制。第二，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单一性。比如，许田波所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近现代欧洲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局面，而先秦中国却走向了统一？”而另一个由凯瑟和蔡泳（KiserCai，2003）所完成的工作所要解释则是“为什么科层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而不是同时代中的其它文明？”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就一个案例提出许多个要解答的问题的话，---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们将会很难为之找出一个合适的对称性案例来。比如，把以上许田波和凯瑟及蔡泳的问题揉合成如下问题“为什么先秦中国不但走向了统一还产生了科层制？”的话，我们将会很难为这一复合的问题找出一个对称性的案例来。近现代欧洲肯定是不行了，因为近现代欧洲虽然没能统一却形成了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古罗马帝国也不行，虽然古罗马帝国造就了当时欧洲的统一，却没有能形成先秦中国式的科层制。这样，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在提出问题时就违反了科学方法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即一个有效的理论应当是一个能解释更大变异的理论（如果x能解释a不能解释b，但是y不但能解释a而且能解释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