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53年（金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女真故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往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至今恰好850周年。完颜亮迁都燕京，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此后，元、明、清三朝相继建都于此。可以说，从1153年开始，北京就已成为北部中国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建都中都不仅在金代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金朝正统观念的体现女真统治者在金朝建立之初，虽然受到汉族士人及汉化了的其他族士人的影响，但毕竟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形成以当时整个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因而称并立的南宋为“南朝”、“中国”。到熙宗时，金朝在政治制度、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已出现汉化趋势。至海陵王时，女真统治者进一步汉化，并且已经形成以本朝为正统的观念，将都城迁往燕京改称中都，就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在海陵王迁都之前，金朝统治者在天德二年（1150年）围绕迁都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但“燕京乃地之中”的观念在这场争论中最终起了关键性作用。金中都的确立及一系列典章制度的制定，标志着金朝以正统自居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已逐步形成。城市布局和管理：从坊市向街巷过渡我国中古的都市布局和管理采用城市制度，就是把都市分为坊（住宅区）和市（商业区）坊的周围，除坊门外，建有城墙。市的四周筑以城垣，称作阛；四面各开一门，称作阓。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市中进行交易。但在唐中叶以后，这种坊市制度渐趋废弛。如北宋汴京的坊制到北宋末年就已完全崩溃，市制也随之瓦解，交易的时间和场所不再受市的限制，商业街巷代替了旧时商业区的市，形成了坊市合一的格局。北宋汴京坊市的这种变迁即从坊市向街巷的过渡，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前起后的作用。与北宋大体同时的辽南京（今北京）沿袭唐代幽州制度，亦有坊有市，共26坊，其名称有的仍用唐幽州旧名。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金朝初年，燕京扩建之前，仍是如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金中都是在辽南京旧城基础上仿北宋汴京制度改建扩建而成的，其规制保留和具有辽南京、宋汴京的某些特点。金中都的坊与市已不像唐长安、辽南京那样截然分开。到了元代，街巷在城市布局及交通、商业活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金中都城市布局大致同汴京一样，同处于从封闭的坊市制向开放的街巷制的过渡阶段，在我国城市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开端金中都城市布局大致同汴京一样，同处于从封闭的坊市制向开放的街巷制的过渡阶段，在我国城市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开端清人有言：“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关中，今则燕京而已。”（姜宸英：《日下旧闻考·序》而燕京就是从金中都开始成为历代帝都的。此前，北京虽为辽南京，但毕竟只是辽的五京之一，且非辽朝政治、文化中心。而自金朝海陵王迁燕后，历朝统治者都把此地视为京都的首选。金世宗时，梁襄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复„„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金史·梁襄传》）这反映了金人对燕都形胜的认识。此后，燕为“京都之首选”已成不刊之论。元朝以燕为都城，同样是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忽必烈在潜邸时其先锋元帅霸突鲁（又作霸都鲁）就对他说“幽燕之地，龙蟠龙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元史·霸突鲁传》）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把北京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今北京），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决定迁都北京。他的迁都理由就是“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明人几乎完全承袭前人对燕的评价：“京师古幽燕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也。为万事不拔之鸿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序》）明清之际的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1“形胜”条也有近似的论述，称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清朝定都北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