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二)——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三柳经纬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民法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生的政权是在与旧政权的对抗中产生的，对旧政权所创立的法律制度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1月4日，毛泽东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对蒋介石提出的“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进行了批驳;[37]14日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文，明确提出“废除伪法统”作为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之一;[38]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39]“六法全书”的废除，标志着清末以来至民国时期所创建的民商法律体系停止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实行。[40]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新生的政权对源于西方的法学理论尤其是私法理论采取了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私法理论乃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等现代法治的一般理论与原则都遭到彻底的清算，一批法律学者被打成右派，惨遭迫害，清末以来因继受而形成的民法学理论至此嘎然中止。[41]另一方面，在当时“向苏联学习”的历史背景下，通过翻译苏联学者的民法学著作、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和派出留苏学生等，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会主义民法学理论。[42]其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1958年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著、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该书除了部分内容联系当时的中国实际(如反右运动)外，基本上可以说是前苏联50年代民法学教科书的“中国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运动不断，社会法制惨遭破坏，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正常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研究的环境不复存在，中国民法学根本谈不上变革与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得以恢复之时，中国民法学总体来说仍然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民法学的“中国版”。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伴随着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建立逐渐发展起来的，完全不同于传统民法学(即所谓“资产阶级民法学”)的一套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党性理论取代民法学的科学性党性原则是苏联学者对民法科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的基本认知。他们认为“科学不能是同政治无关的东西，它是有党性的;苏维埃民法科学是政治性极强的、同唯心主义的观念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科学，它彻底地贯穿着战斗唯物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方法。”[43]直到80年代，苏联民法学界仍然坚持这一观点。[44]---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50年代的中国民法学者在接受苏联民法学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关于民法学党性原则的观念。[4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的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民法科学，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党性。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法学，是实事求是地阐明我国民事政策法令和不断总结我国民事实践经验的民法学，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为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民法学。”不仅社会主义的民法学具有党性，“一切民法和民法科学，都具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一切反动民法学，则具有反动剥削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性”。[46]社会主义民法学的党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坚持民法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苏联学者曾指出“苏维埃民法科学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基础的。天才的理论家们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法的意义和作用的指示以及他们所论述的其他原理，是苏维埃民法科学的根据。”[47]50年代的中国民法学者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的一个部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法学”。[48]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