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职业伦理”遭遇“世俗伦理”暗访带来的困惑赵金隐性采访，在学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人称之为“诱导式采访”、“隐身采访”，有人也称之为“体验式采访”、“暗访”。叫法和界定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认同这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身份来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新闻采制方式。过去，我们讨论过隐性采访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以及引发的法律纠纷等问题，今天，我们探讨一下隐性采访给记者带来的道德压力的问题。石念军是《生活日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在2007年记者节的一个座谈会上，他谈到一次暗访经历带给他的困惑。先让我们听听他遇到的问题。石念军：那是在2007年7月份。当时是自学考试的前一天，我得到线索：次日的自学考试中，有几个人准备使用对讲机从考场外向考场内传输答案。巧的是，这一帮人在考场周围寻求传输地点时，误打误撞地进了一家我朋友的店铺。跟朋友商量后，我决定现场埋伏，进行暗访，同时查找了自考办的电话，准备见机行事、随时举报。记得第二天是个周末。早上8点，我到了之后，几个人已经在开始调试对讲机等设备了。因为跟老板一起，对方也就没有怀疑。我和店主一边喝茶、下棋，一边观察着他们在店里进行作弊的准备工作。眼瞅着考试者拿着钱包一样的无线信号接收器，带到了身上，把如黄豆大小的隐形耳机塞进了耳窝。我和朋友有一搭无一搭地与他们聊天，问，这样行吗?考务人员会不会发现?反正，装得自己对这件事一点都不了解，向他们问这问那……我清楚地记得对方是一个女生、两个男生，性格都很开朗，对于我的出现不仅不怀疑，反而十分信任。因为一闲聊起来发现，我们都喜欢户外运动，谈起济南郊外的一些活动地点来也很是投机。他们甚至给我留了电话，有时间约我一起去玩……当时，我的心里就感觉很难受：这几个参加自考的孩子，坦言自己学习不好，可是他们的智商、情商并不低，他们坦诚地和我交朋友，而我注定要揭露他们的行为，并已决定举报他们!后来，顺理成章地，他们被考务人员提了现行。晚上，看着自己的稿子上了版，我在写博客时只好安慰自己：揭露他们，是为了保障更多考生的利益，维护的是自学考试这一制度的公正与公平；虽然，我的举报仅仅揪出了两名作弊者，远不是作弊者的全部。而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例行了记者的责任，完成了记者的工作。一些朋友也支持我说，你做得对，不需要愧疚。因为他们尝试破坏考试制度的公正与公平在先，你后来以谎言取得他们的信任，只不过是一种采访的技巧，是完成任务的不择之需。虽然这样，我在情感上一直还是很矛盾，无法说服自己对这件事情完全释怀。“大善”和“小恶”的问题赵金：石念军的这种采访经历和困惑很多记者都有过或正在为之苦恼。在我国，由于舆论监督环境的艰难，暗访偷拍在媒体盛行，很多记者为了得到真相，和被监督者交朋友获取事实，然后在媒体上曝光。美国有的学者将体验式隐性采访定性为“被动的欺骗”，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欺骗”总是会使每一个有道德感的人感到自责。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曾坦承，他们在经受着“职业伦理”和“世俗伦理”矛盾的煎熬。他们每周偷拍的“黑心画面”，引起千家万户的高度关注，但是他们的镜头只能对准一部分造假分子，虽然他们深知造假其实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们是新闻记者，“职业伦理”要求他们站在公众利益立场揭露事实真相，但他们也是有情有义的人，“出卖”那些视他们为“朋友”的被采访者，让他们承受着“世俗伦理”的煎熬。《每周质量报告》的女记者佳琳曾说，“凡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来信的观众，个个恨不得把那些造假者千刀万剐。可是实际情况要比观众想象的复杂得多。其实，你近距离接触那些造假者，他们并非个个奸诈险恶。就具体人而言，有时他们很淳朴，甚至很善良。他们也对你表现得很仗义，把你当作朋友。但你一转身，节目播了，他们的人生也就毁了。”许多做暗访的记者在“职业伦理”和“世俗伦理”间挣扎，有的人在社会道德伦理的质疑下，甚至出现了心理问题。龚群教授，作为一位对社会道德和伦理有着深入研究的哲学教授，从伦理学的角度，您怎么看待我们的记者所处的这个困境?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