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制度创新与历史局限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在10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纪念和反思。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最愿意纪念和反思的，是辛亥革命期间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及其历史局限。一、孙中山的制度意识就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最早在世俗层面初步实现自我担当、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大同博爱的现代个人，应该说是耶稣基督。他的文明贡献主要表现在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第一是自我担当、自我牺牲的救赎意识。也就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为代价，为全人类承担罪责，从而在上帝与人类之间缔结新一轮的契约关系。《圣经》中的所谓“新约”，就是这样得名的。第二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契约规则。也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突破游牧农耕社会里面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身份奴役和身份特权，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呐喊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文明意识和契约规则。随着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广泛普及，工商契约社会最为基本的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共同遵守的信用规则，以及宪政民主的制度规则、法律程序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适公理，才得以确立奠定。第三是公共领域内形而下的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威，与形而上的信仰教育、道德精神、灵魂追求之间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继耶稣基督之后，正是基于自我担当、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大同博爱的现代精神和契约规则，拥有足够多的健全个人的西方社会，逐步制定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从而为每一位个人最为基本的人身自由权、精神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信仰之主，耶稣基督与前文明社会的主宰者、统治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他以承担罪责的姿态为全社会以及全人类奉献服务；而前文明社会的主宰者、统治者对于全社会以及全人类的最高追求，却是既天下为公又化公为私的征服霸占和专制奴役，也就是中国的《诗经··北山》中所歌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基督教所提倡的平等博爱意识，绝对不是读了圣经、受了洗礼就可以具备的。以孙中山为例，1883年底，他与同乡好友陆皓东一起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教名为“日新”，后来又文，张耀杰改为“逸仙”。1884年5月26日，孙中山与17岁的卢慕贞结婚。10月20日，卢慕贞为26岁的香书院四年级学生孙中山生育了科。同样是在这一年，孙中与西医书院同学陈少白介绍，与教友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纪慎会）相识并开始同居。父母双亡的陈粹芬，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追随比自己大7岁的孙中山革命活动，成为革命先驱孙中山位革命情侣。但是，孙中山与陈翠芬的婚外同居，明显违背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作为一名基督徒孙中山在中国特色的男性特权与基督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之间，所远选择的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一方面与陈粹芬婚外同居，与此同时还先后迎娶了多名日本妻妾。其中一个是生于1888年的大月薰。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初次见到大月薰时，她才刚满10周岁。孙中山向大月薰的父母求婚时，对方以女儿年龄太小为由加以拒绝。1903年，38岁的孙中山与16岁的大月薰结婚。婚后不久，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宣传革命。1905年，孙中山回到日本看望大月薰并参与组织同盟会。1906年，大月薰生育了孙中山的女儿宫川富美子。与大月薰结婚生育期间，不仅陈粹芬陪伴在孙中山身边，而且还有另一位名叫浅田春的日本少女，与孙中山保持着情爱关系。虽然孙中山不是一名合格的基督徒，但是．在同盟会内部他仍然是最具有制度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一个人。在1905年12月出版的《民报》第2号中，汪精卫以《民族的国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为标题，记录了孙中山关于约法的谈话：“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其结果，不逮所蕲者非必本愿．势使然也。……中国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汉高祖、唐太宗、宋艺祖、明太祖之流一丘之貉。不寻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专制，后之革命者，虽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结果将不免仍蹈前辙，此宜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