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霸权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对立新闻媒介从来都是“权力的媒介”，即当权者的媒介。而拥有这种权力的都是少数派，他们利用媒介来引导舆论甚至制造舆论都是以自身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只不过往往以公众意见的面目出现而已。因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当真正的民意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就会利用媒介意见加以引导，甚至动用暴力加以压制。①可见组织舆论有两种，一种是强奸民意，捏造舆论；一种是顺乎民心，合乎自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话语霸权时代，新闻舆论监督发生了畸形发展，走向了正义和人民的对立面，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话语霸权消解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中国的现代新闻业自19世纪初诞生以来，遭受过许多局部的迫害，但整体的发展尚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积极贯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这个时期的新闻人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天职”，报上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总统。②然而，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压制反对他称帝的舆论，1912～1916年间全面迫害报刊，这期间至少有71家报刊被封闭、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军警直接捣毁；至少24名记者被杀害、60名被捕入狱。全国报纸1912年有500多家，到1916年已不足130家。由于迫害最为严重的年代是1913年，农历癸丑年，所以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③随着袁世凯垮台，中国的报刊才得到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段祺瑞执政时期，1919年，邵飘萍的《京报》刊登了揭发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卖国丑行的文章，引起了段政府的极大仇恨。1919年8月22日，《京报》突然遭查封，邵飘萍也被迫逃亡日本，邵飘萍连续不断地揭露政府丑行招来了杀身之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一步侵略中国领土，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国人的谴责。《申报》的主要主持人史量才，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十分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的卖国求荣政策。在民族利益受到外强侵害时，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动用巨大兵力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申报》多次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的法西斯行径。同时，史量才又以巨款支援1932年的“八一三”抗战，并聘请爱国志士参加报馆工作。史量才的这些做法，无疑激怒了独裁的蒋介石。蒋介石秘密下令对史量才采取断然措施。1934年夏秋之交，老牌特务戴笠奉蒋介石的密令，悄悄到了上海，布置暗杀史量才的工作。11月13日，史量才因事返回上海，当车行至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戴笠派出的人当即将史量才暗杀。随着日本侵华形势变化，新闻检查制度又逐渐演变为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战时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是合乎国际惯例的，但国民党借此推行法西斯主义反共政策。1936年6月，根据蒋介石的手谕，正式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随后建立的21个新闻检查所和54个新闻检查室遍布各大中城市，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新闻检查网，中共及一些私营报刊成了重点检查的对象。④话语霸权使新闻舆论监督脱离人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时期的新闻舆论监督与报刊大批判、浮夸风交织在一起，产生异化，呈现出非理性的畸变特征：1.新闻舆论监督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意义上的新闻舆论监督无非就是做两件事：支持、组织“革命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揭露和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新闻媒体根据“斗争需要”受命组织舆论声讨和批判，对象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四人帮”利用把持新闻出版领导权的条件，以政治强权干预新闻工作，以造谣中伤抹杀事实真相，以强制性的政治批判代替引导性的新闻舆论监督。⑤他们运用“影射史学”肆意攻击他人，组织了罕见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等舆论传播活动。1966年5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伪》，配合同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开始对《北京日报》，实际上对北京市委进行批判，以后长期在错误的新闻导向下，充当推进这场“***”的舆论工具。1966年“六一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论”后，连续五天，陈伯达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