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卫东：县域经济治理的重要性及其战略方向热情专业理性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县域经济治理的重要性及其战略方向文|尹卫东目前，国内理论学界对县域治理的既有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取向：一是用西方的理论学说、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县域治理的经验，甚至存在生吞活剥滥用西方概念、食洋不化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此类研究和著作对于实践界的理论启蒙和知识普及有其一定价值，但呈现为“洋教条”、学院气过重，西方的理论虽然运用娴熟，但却有意无意之间罔顾了中国的现状，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往往力有不逮、隔靴搔痒，甚至无的放矢、南辕北辙。二是从中国地方政府的实践出发，总结和发掘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深层逻辑，但往往偏重于宏观解读，对县域实践的微观运作关注不够、探析不深，到底地方政府是如何展开竞争的，在竞争中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得失利弊，这类研究还不多见。我认为，县域治理关键是实践智慧，就是在指导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战略上的运筹谋划、战役上的运作安排和战术上精巧作为的总称，是把一般理论与具体操作对象有机结合的实践谋划环节，是个性化地将中央精神、省市战略成功落实在县域发展实际上的行为方式。理论、道路不正确固然要失败，但是，如果没有实践智慧，正确的理论、道路也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本地域的实践成果。在正确理论、道路指引下，在相同或相近的政策与自然禀赋环境下，负责一个地域的领导能否有高超的实践智慧，就成为该地域是否能获得快速发展、成效显著的关键。一定意义上讲，全国各个地域领导干部的实践智慧，是构成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基础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事实上，官员中不乏有见识的能者智者，抓工作很有章法，也做成了很多大事、难事，但往往缺乏理论研究的自觉和精力，更遑论有理论创造的兴趣。因而鲜有上升到理性层面对经验进行梳理，无法实现传播和分享。对县域管理中成功的经验，特别是一些实践者只可意会、研究者难以言传的智慧，及时予以总结分享，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历史，中国成为西方学术思想的“跑马场”，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中国的原创道路和理论将成为我们对世界的新贡献。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道路决定了县域发展的方向，县域发展的方向同样可以集成为中国道路。县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关键点，其对实践智慧的探索是中国道路集成的重要环节。正是县域在实践智慧探索上的差异性和水平不同，导致相同的理论指导和政策环境，却产生了迥异的县域发展结果，使得实践智慧成为县域主官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必须强化而不能疏忽的素养。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县是最大的战术单元，也是最小的战略单元。对前一句话大家都能理解，但对后一句却理解不深。县一级对战略研究往往比较漠视，认为这应是中央和省里考虑的问题，县一级主要是落实执行，即使提出一些发展战略，往往也是简单套用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等宏观战略，大而化之的喊几句口号，真正紧扣自身实际、深入研究发展战略的不多，从而造成了县域发展之路缺少独特性、没有针对性。事实上县域经济竞争，最重要的是战略竞争，是大家朝着不同方向的竞争。做正确的事远比正确的做事更重要，绝不能用战术上的忙碌掩盖战略上的懒惰。那么，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才能让县域谋取发展主动权，实现后发赶超呢？对当时先发地区的发展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梳理归纳下来无非这么几类：靠政策支持者有之，如深圳、珠海等特区；靠天赐资源者有之，如鄂尔多斯、神木等城市；也有靠张扬精神者，如张家港、温州等城市。而更应引起我们沉思的，是一个比较特殊也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大城市周边的县域经济发展普遍快于其他地区。例如，昆山市利用紧邻上海的区位与低成本叠加优势，自费建设开发区，搭上上海这趟“经济快车”；德清市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等绿色经济，成为“杭州的后花园”；增城市通过功能分区、组团布局，建立独立的产城融合体系，分享了广州的溢出效应。当然，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大城市周边的县域并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