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陇南书院到天水一中同治年间，陇南兵患，百姓颠沛流离，民不聊生，公立私立教育几近零落。同治十一年，时任巩秦阶道的董文焕赴任天水后，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兴建书院。只是苦于资金短缺，无力修建。后来，董文焕勘丈河西县“叛产”，以贱价出售得银，择城西旧仓地，修建了一所书院。光绪元年（1875）三月始建，次年五月正式竣工，命名为陇南书院。董文焕对这所书院十分重视，亲撰了《创建陇南书院碑记》及《陇南书院落成示同舍诸生诗》，并聘请辞官归里的任其昌先生担任陇南书院第一任校长，全面管理学校的各项事务。事实证明，董文焕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任其昌先生以稳重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对陇南书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其昌（公元1830—1900），字士言，甘肃秦州（今天水市秦州区）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以过人的勤奋和聪慧，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考取进士，授户部主事。然而，晚清时期中国官场上的丑恶与腐朽，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内患外忧的形势，让任其昌认识到，不能贪恋仕途给他带来的荣华富贵，而要毅然放弃眼前舒适的一切，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于是，同治十三年，任其昌奉母回到故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躬行为本”的教育教学生涯。任陇南书院校长期间，任其昌严于律己，孜孜不倦，“教人先通经史，旁逮古文，尤以躬行为本”。当时社会盛行的风尚是，把书院当作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然而，由于任其昌“躬行为本”、智育德育并重的教育理念，陇南书院没有沿袭专门考课，研习举业的风习，崇尚经史词章，训诂考证的学风，更看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当时陇南书院给学生制定了“立品”、“穷经”、“读史”等修习课程，分别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要求学生熟读儒家经文和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在任其昌主讲陇南书院的二十多年中，先后在他门下受业的学生约有千人之多。虽然书院没有专门为学生开设应举之课，但其学生考中进士或举人的仍有八、九十人，更出现了刘永亨、哈锐、丁秉乾、杨润身等一代英才。任其昌以他的仁爱和智识，以他的努力和坚韧，使已遭毁败的陇东南教育事业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秦州的学风和文气也为之一变。“不以仕进，不尚虚荣，不慕名利;唯德是举，唯学是重，唯才是真”，这是任其昌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陇南书院苦苦坚守的办学宗旨。任其昌先生以其仁爱、正直和坚韧的品格立志将陇南书院办好，希望能为久病的中国教育出一批栋梁之材。然而任先生的理想还未完全实现，就被现实的残酷击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天水，当时任其昌的长子任承允正在京任职，音讯皆无。这位著名的晚清学者、诗人兼教育家忧国伤时，又思念儿孙，最终抑郁而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一首自挽诗，表达了对家国永远的牵念和眷顾：飞雨流云过此生，有情何似总无情。可怜耿耿胸中血，埋作青山作五兵。任其昌去世后，他的长子、清光绪二十年之进士任承允承继父志，继续主讲陇南书院，其最著名的学生当属陇上一代文宗冯国瑞。其后，陇南书院在曲折中发展。1906年，知州张珩改建为州中学堂。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到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清朝专制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迅速没落，而诞生于近代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却在神州大地日益盛行。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一向强调学以致用的陇南书院也于1904年更名为“甘南中学堂”，在保留原有国学的基础上，开始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此后，巩秦阶道李璜又先后改甘南中学堂为陇南中学堂、陇南初级师范学堂。1914年学校改为“甘肃省立第三中学”，从此“三中”成为陇南研讨传播“新学”的中心。也是在这一时期，晚清状元、江苏南通实业家张謇为这所学校题写了“苦志以求立，广学以求通”的校训，用以激励广大学子为民族振兴而努力学习。1936年学校改制后定名为“甘肃天水中学”。1939年学校成立高中部，成为陇南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1940年开始招收女生。至1949年，学校有12个教学班，学生500余人。1953年，在原天水县中校址扩大面积至96亩，修建二层工字教学楼一座，实验楼、师生宿舍百余间，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