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执政能力向互联网延伸近两年来,互联网为民意的“沸腾”提供了条件,网络民意出现井喷,中国网民对于政治的关心、对时事的关心异于其他国家,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渠道。由此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监督现象,而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互动、及时反映与引申,再加上网民刨根问底和紧追不舍的“人肉搜索”,使真相得以披露,事情得到解决,相关当事人被免责、问责,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各种矛盾尤为突出。其实,现实社会实际上比网上更复杂,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中某一面的反映,但现在最缺的恰恰是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对互联网最基本的重视、对网民最基本的尊重和对网络民意最基本的认识。网民参与的“第三方”模式每一个网络热词的背后都有一个个鲜活的事件,网民的高度参与使一个个事件在互联网上迅速放大,备受世人关注。而由此形成网络舆论的“围攻”、网民群体起哄等现象，这些手段使不少当事官员纷纷落马。当事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时,相关当事部门和官员没有主动出击、正面与当事者对话沟通,由此激化矛盾,并率先在互联网上爆发。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不能一味地“参照”外国模式,因为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虽然互联网很发达,但主要是用于电子商务等商业领域。而我国互联网发展虽晚,但网民数量迅速膨胀,已成为公民参与政治、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也是一个新闻信息的平台和娱乐的平台。我国网民对于时政的积极参与讨论,这体现了网民对国家的一种关心,可以说网民的积极参与意识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中央在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就明文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对新兴媒体运用的能力。中央把这句话写进《决定》里,也是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熟悉互联网、用好互联网,把互联网当成党执政的一个延伸,就是党的执政既要从现实世界里,也要向虚拟世界里扩展延伸。在《决定》精神的指引和要求下,就要推动和促进更多的地方党委、政府真正地走进互联网,真正地从现实世界走到虚拟世界,密切联系群众。比如在“躲猫猫”事件中，我们就组织第三方调查,组织网民调查团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到事件调查当中,开始虽有争议,但社会效果是明显的。这种“第三方”调查模式并没有由哪个权威的部门出来推广,但是成为各个地方政府处理类似公共突发事件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成为一个标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处理类似突发事件时,都在采用“第三方”这种办法。如上海的“钓鱼执法案”，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浦东新区党委、政府对网络民意高度重视、对网民非常尊重,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浦东新区也引入了云南首创的“第三方”调查模式,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和网民,组成了“第三方”调查委员会,对该事件的真相进行调查以后,实事求是地向公众公布事情的真相,这也重新树立了政府的威信,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尊重,赢得了社会公众的认可。除了上海的“钓鱼执法案”,南京的“徐宝宝事件”、河南焦作申请国家卫生城市过程中弄虚作假等事件,最后也是采用了这种办法,最终赢得公众的认可,重新树立党委、政府的形象。其实“第三方”调查模式的理论依据也是与党中央政策相关联的,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十七大提出的四项公民权利——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让网民(也是群众的一部分)参与到对社会热点事件、对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中来,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有序地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体现。提升官员的执网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地方各级官员的执网能力建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通过对互联网的应用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这方面的探索中央明确提出了要求,但是各地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每件大事的背景和缘由、发展、地域、诉求等等都不相同,所以每件网络事件的处理方法都不相同,需要做出各种尝试和探索。但是，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不变,那就是要对网民的尊重和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和呼声要及时地回应。在“小学生卖淫案”里,我们探索了新的方式,那就是用网络发言人的方式跟网民直接对话、互动、沟通;在“陆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