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专家：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同异特约撰稿王元涛/编辑白伟志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由、繁荣、富足，同时又绝对没有黄杜式的人物出现，这种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生，最终没有像一般黑帮影视剧惯常所表现的那样反目成仇，内讧火并，这应该算一个奇迹。另一个更大的奇迹，则是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刑事诉讼。这样，如果严格恪守“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说他们是“黑社会”，是不是就有诽谤之嫌了？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寄身非法组织，借助政治势力，用暴力或暴力胁迫等手段，从事黄赌毒一类的勾当，完全符合黑社会的标准定义。秘密在于，他们活动的主舞台，是租界。1849年4月，法国于上海获得在华第一处租界地，旋即成立“公董局”，相当于英租界内的“工部局”，是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公董局成员多为早期殖民者，与传教士不同，敛财是他们不远万里奔赴东方的原动力之一。因此，赌场、妓院乃至烟馆在租界地面上事实存在，租界当局公开收取“营业税”。当然，租界方面并未认可开赌场开妓院开烟馆合法，但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合法，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司法原则，为黄金荣与杜月笙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1951年，84岁的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打扫卫生1951年，84岁的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打扫卫生学者廖保平也注意到了租界对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重要性。他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有江湖藏身之地，但当时上海建有中国最大的租界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是“国中之国”、“法外之地”。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之间，形成大大小小的“三不管”地带，成为帮会藏身的绝佳之地。租界利用帮会维持治安，经营和控制地下经济，因之庇护和纵容帮会，中国政府及法律奈何不了他们。不仅如此，待到王权崩解，民国初立，军阀来去间，政权不断更迭，华界持续动荡，走马灯一样的所谓政府及其法律，也根本无心无力去“奈何”他们。而且，战乱同样也会让帮会走开，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势力能够不断壮大，更是离不开租界这个相对平稳的避风塘。在主流话语中，租界向为民族屈辱的象征。可每逢战乱，无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都会成群结队首选逃奔租界。鲁迅先生有十年时间住上海虹口公园附近，那里是英租界北部越界筑路区域，俗称“半租界”。教科书上说，鲁迅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帝国主义十分憎恨，因此将“租界”各取一半，遂有《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二字。饶是如此，自尊与憎恨，依然挡不住他在预感危险逼近时，果断地躲进租界。或许，对于租界，鲁迅先生也和我们一样，理念与行为一直存在着深度悖离，自己却浑然不觉。台湾作家章君榖先生说：“从光绪末造，到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光复上海以前，法租界以其特殊的环境，实已形成政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之中心地带，无论在朝在野，各党各派，都有重要角色，在此从事多方面的活动。这弹丸之地在历时二十余年间，地位仿佛二次世界大战的英伦，再加上北非的卡萨布兰卡。”由此，租界成为政治异见者或失意者活动的天堂，而黄金荣与杜月笙作为“地下主人”，在享受自由之外，又拥有了接近权力或行使权力的大把机会。当年中共召开“一大”，地点即在望志路106号，法租界。会议决策者也应该清楚，万一被租界当局逮捕，可以接受相对规范的法庭审判，还有为自己辩护以争取脱罪的余地。可如果是被租界外的政权捉去，那就几无生路了。也就是说，对于自由的边界，他们也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事实上，“一大”议程过半时，确有黑衣人突然闯进会场，声称要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此人，就是黄金荣手下的得力干将程子卿。黄金荣黄金荣杜月笙发现黄金荣1当8岁的杜月笙彻底沦为孤儿时，28岁的黄金荣还在上海华洋交界的洋泾浜郑家桥一带，与众多街头小流氓一起混社会。他全然想不到，自己会在3年后进入法租界巡捕房，成为一名威风八面的侦探。当15岁的杜月笙挥泪告别奶奶，从浦东高桥镇一步一步迈向上海滩时，黄金荣则已失掉了侦探工作，去出生地苏州寻找机会。那时，杜月笙也无从知道，黄金荣在苏州的最大收获，是娶了从良的烟花女子林桂生。而林桂生不仅是黄金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