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与人文：摄影分类的两难选择吴伟峰众所周知，“纪实摄影”早已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摄影分类，各种综合性的摄影赛事中几乎都有“纪实”类别，涉及“纪实摄影”的著作和论述也不胜枚举，时下摄影圈内谈起“纪实摄影”更是津津乐道。今天，当我们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行重新审视和考量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严格的摄影分类，“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也就是宋刚明在《纪实摄影：概念的“硬伤”》一文（发表于2009年4月17日《中国摄影报》第3版）中所说的”硬伤”。比如概念的宽泛、模糊和“越俎代庖”等。一、对“纪实”的理解存在着中外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外是否有“纪实摄影”这一分类，目前我找不到有关资料，但美国摄影家亚瑟·罗思坦有《纪实摄影——摄影大师及其理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译者李文吉）一书，该书提到：“就摄影而言，最先使用‘纪实’这个词的是20世纪初的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EugeneAtget）”，“纪实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docere’，意思是‘教导’，纪实照片的功能不止于传达信息，他还教导观众从他所透露的真相认知社会的某个层面。纪实也是证明或者证据。照片的现场目击特质使它成为佐证或支持某种处境或条件的绝佳基础。”很显然，这里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photography）是作为一种宽泛的风格流派加以考察和论述的，例如文学流派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并非分类学意义上的类型。同时，我们发现拉丁文的“纪实（docere）”与我们汉语言的“纪实”含意是不尽相同的，比汉语“纪实”的内涵更广。拉丁文“纪实（docere）”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教导”的意思，另一层是“证明或证据”的意思。而汉语“纪实”只是“记述实况”，是“证明或证据”的含义。宋代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名臣》：”故子瞻为公《独乐园诗》曰：‘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盖纪实也。”古汉语中的“纪”通“记”，就是记述真实情况，或者是说对事情或事件所作的现场报道。但拉丁文“纪实（docere）”的“教导”含义就带有很明确的主观性。这里的“教导”我们可以理解为“教化”，就是中国儒家的“诗言志，歌咏言”，其作用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同客观记实已经相去甚远了。正如亚瑟·罗思坦所说的那样：“纪实照片的功能不止于传达信息，他还教导观众从他所透露的真相认知社会的某个层面。”在这种“纪实照片”中，摄影者已经倾注了自己的情感，表达了自己的主观理念和道德判断。但摄影者如何通过复制式的纪实照片来表达自己的主观倾向呢？这里就需要动用“艺术”的手段了，比如通过对场景（画面）的取舍、不同视角和光线的运用、焦距的变化、曝光和速度的控制等一系列摄影手段，以达到“影像从心”的艺术效果。因而，在这里我们对“纪实摄影”的界定出现了中外文化上的分野，分野的焦点在于客观复制和主观表现。按照中国历史上对“纪实”的定义应该是客观复制，也就是“实录”，中国历史上就有“实录”这样一种记录历史的文体，如《大清历朝实录》，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纪，因为《实录》秉笔直书不粉饰，当时都是作为“机密文件”保存的。纯客观的复制其实是一种机械性的文献摄影，比如图书翻拍，或考古器物摄影等；或者是一种技术摄影，比如拍摄X光片，或者天文摄影，极端的例子还可以联系到电子警察的违章拍摄。这些摄影虽然是最大限度地凸现了“纪实”的基本特性，但已经与艺术创作风马牛不相及了，也就是说这些照片不是“作品”，仅仅只是文献和证据，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拒之“摄影”的门外。二、“纪实摄影”中蕴含强烈的人文精神在当今摄影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中，如果我们将“记述真实情况是摄影的基本特性”这一命题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当代摄影实践已经将这个论断的基础掏空了。数码摄影的迅猛发展使改变原始影像的“二度创作”大行其道，“创意摄影”、“主观摄影”等现代摄影的兴起，不得不使我们对摄影的“客观特性”进行重新审视。比如说在近年来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影展影赛中，明确注明不能改变原始影像的只有“纪实类”一种了。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