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大学与教育学会的互动及其影响摘要：大学和教育学会均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互动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互动具体表现在：（1）对流：大学与教育学会的教育学人通常处于频繁而密切的对流状态；（2）散布：教育学会拟定研讨的“中心问题”，联络各地的大学教育院系开展学术研究；（3）聚合：大学教育学人会聚一堂，通过教育学会这一平台传播和推广研究成果；（4）合作：大学与教育学会凭借不分主次、彼此平等的合作关系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实现了“双赢”。关键词：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会，教育学术研究著名科学史学家、哲学家库恩（T.S.Kuhn）在撰写《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科学史”条目时，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internalhistoryofscience）和科学外部史（externalhistoryofscience）。他阐释道，所谓内部史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创造，旨在揭示科学理论和方法产生的内在逻辑规律；所谓外部史则主要关注科学知识创造的外部体制，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在近现代主要表现为政府、大学、学会、企业以及各种组织和机构的影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库恩进一步区分了科学外部史的三种形式，即科学制度史，史学家关于科学与思想、文化关系的考察，结合制度考察和思想考察来研究科学的某一具体领域的学科史。[1]如果说科学史偏重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历史而学术史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那么同理也可将学术史视为由其内部史和外部史所构成。[2]基于库恩的上述观点，本文拟采用学术外部史的分析框架，侧重探讨近代中国大学和教育学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换言之，即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学术是如何通过大学和教育学会这两个主要平台之间的互动得以发展起来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对流：近代教育学人驰骋的两大疆场大学自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之日起，开展学术研究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即被公认是其天职。西方大学体制传入中国后，学术研究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不仅逐渐得到国人的认可，而且在制度上也受到历届政府所颁布的章程法规的保障。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即规定：“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3]民初《大学令》界定大学的职能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组织法》确立了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宗旨。[5]在近代中国，每当大学的学术研究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干扰而无法正常开展时，一批有识之士便会倡导改革或奋起呼吁。如蔡元培为了改变旧北京大学不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就任北大校长第一天便申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6]继而领导北大通过改革建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长期主持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李建勋在20世纪40年代曾极力主张，政府应优待大学中潜心于学术研究的教师，减少这类教师的任课钟点，因为据他的观察“大学之教员虽多，而能作创造性之研究者有限”[7]。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产生，固然顺应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客观形势，但也反映了教育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论是当时的政府部章，还是教育学会的会章，均指明了其“研究教育学术”的基本取向。如清末中央教育会即源于“教育理法，极为博深，教育业务，又益繁重，决非一二执行教育之人所能尽其义蕴”，非“汇集教育名家，开议教育事项”不可。[8]宗旨上的趋近，使得中国近代大学与教育学会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双方人员的对流则促成了彼此学术研究上的相辅相成。近代教育学会原本多由学人发起，如1933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教育学会，“原因于国内一部分教育学术界领袖鉴于研究教育学术人士散处各方，少有联络机会，而我国教育问题倍极复杂，端赖全国教育界同志相与合作研讨，始能解决”[9]。而这些教育界的领袖大多就职于大学。以抗战前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会成员（包括常务理事、候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