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减招”谈教育公平李北方苏鄂考生家长们争取“教育公平”的行动很可能是一场乌龙，是对政策的误读导致的。但这个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新的条件下讨论“教育公平”的契机。近期，一个传说中的高考“减招”消息在湖北和江苏引起了考生家长们的强烈反应，尤以江苏的动静为大。这些考生家长自发地行动起来，对所谓的“减招”表示抗议，迫使本省的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重点高校做出了不减少本地招生数额的承诺。在维护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计量的既得利益的共同目标下，他们暂时忘记了在即将到来的本年度高考考场上互为对手的真实关系，团结起来发出了一致的呼声，不得不说，这是有点令人惊奇的。考生家长们机智地将利益诉求包裹上了价值观的话语，提出争取“教育公平”的诉求。这使得探讨一下教育公平的真实涵义，尤其是教育公平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的真实涵义显得有必要。另外，鉴于这些考生家长们的行动与争取教育公平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鸿沟，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从“教育公平”说起。教育不等于学校教育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青年十年寒窗，终于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艰难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数千，而他的老板恰是他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在高校扩招导致就业难的背景下，这个段子被用来说明“读书无用论”。在苏鄂考生家长们争取“教育公平”的行动开始后，另一则“寓言”开始广泛流传：一个家长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写作业，在家里打工的保姆把题目拿过来，轻轻松松地把题给解决了，二人一聊，原来是同年参加的高考，保姆还比雇主多考了若干分，结果保姆没考上，雇主却上了一本，因为前者是江苏人，后者是北京人（也可以是天津人或上海人）。这个故事宣扬的是“一考定终身”的道理。两则“寓言”的立意完全相反，但都有道理，因为在现实中分别可以找到事例予以支持。如今已经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多样的，如果不把成功仅仅限定于学术体制或者说科研体制这种特定范畴内的逐级晋升，那么高考的重要性远不如传统社会的“科举取士”了;从另一个角度说，如今的价值观也是单一的，即把挣钱多少当作衡量成功度的最高标准，那么，是否完整地受过大学教育或者上的是否是好大学并不那么重要—乔布斯和扎克伯格都是从大学肄业的，马云毕业的院校也很一般。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成功应该说仍然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的“教育”就不限于学校教育了，而是指广义的教育，即人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中所接受的一切熏习。换句话说，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把教育做广义的理解，就要承认，家庭及家庭所处的阶层的背景才是教育质量中最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教育又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前不久，网上流出一段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外孙女背中国古诗的视频，“心机”比较重的评论者认为，精英一边用魔鬼方式训练自己的孩子，一边忽悠穷人的孩子接受所谓的快乐教育，让他们只知道傻乐呵，这是精英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巩固阶级格局。即便抛开这种“诛心之论”，也要承认这样的逻辑：在美国，精英阶层懂得掌握与中国打交道的本领在未来的重要性，但平民未必有这个见识，即便有，也未必请得起有能力教授标准中文的保姆。把教育做广义的理解，就要承认，家庭及家庭所处的阶层的背景才是教育质量中最重要的因素。今日中国的父母也陷在这样的焦虑中，但凡有能力，就要让孩子从小上双语幼儿园，上各种兴趣班，尽可能多地学习才艺。接受综合素质教育的多寡和质量，直接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家庭的实力与社会关系还与公立教育系统的资源分配互相渗透，比如：原本为了方便就近入学的中小学入学改革催生了学区房的概念，孩子能不能上好的公立学校，要看家长能不能负担得起高房价;各种各样的特长生加分、共建、“占坑”等围绕进入优质公立学校而展开的入学竞争，其实都是围绕着家庭的社会资本总量而展开的竞争;各大高校越来越多地推行自主招生的实践，以替代高考，这种招生形式排除的也是因家庭背景差而导致素质教育程度低的学生—近年来，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只有6%来自农村，艺术特长生没有一人来自农村。近期上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