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新中国的文学制度张均柄谷行人表示，"福柯说'文学'的成立在西洋不过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文学'的规范化则大概与民族国家的确立相关联，这种规范性是对18世纪英国小说所显示的那种多样性的一种压抑"。这段话，可作为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制度发生史及其内部谱系关系的注脚。制度与国家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刺激了近年文学制度研究的勃兴。迄今为止，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一1976）已取得相当实绩，但也呈现出较多可重新讨论的议题。其主要不足，借用克利福德的比喻是，"它只发射出一束强烈的光，照亮事物的一部分"。质疑、反思这些研究背后某种建构性的学术机制，是认识文学制度和从制度层面"重新识别被80年代所否定、简化的50-70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前提。一关于文学制度，通行的解释是把它界定为"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与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形成的一套体制，"如职业化作家、社团文学、报刊与出版、论争与批评，以及文学审查与奖励等等，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导的作用"。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较多见的是关于某单项制度的研究，如邢小群有关文学机构的个案解剖（《丁玲与文学讲习所的兴衰》），陈明远有关当代文人经济收入的考察（《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以及孟繁华、陈改玲、吴俊、郭战涛等学者关于当代传媒、出版的讨论。其中，洪子诚、王本朝的研究相对集中。洪子诚最先提出系统研究"文学体制"的设想，并以"一体化"概念处理50一70年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认为其时"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这一史观影响深刻。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书从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层面，讨论了社会主义文学"借助文学制度"实现的"对文学观念、作家思想、作品创作以及读者阅读的全面制约和规范"。就方法、结论而言，王本朝研究是对洪子诚的承续。这些研究揭示了当代文学制度最重要的面向，但不知怎的，细读其中部分著述，却总免不了几丝不安。这源于一些研究者使用判断语式时的"历史的自信"。其实，洪先生在使用"一体化"概念时，并不那么肯定，只是说它"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有效的"，"但它又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能代替具体、深入的分析"。但另外一些"非亲历者"反而没有类似的谨慎。譬如，有学者认为：（新中国）以国家把文学工作者全部包下来，把文学活动全面管起来为特征。尤其在毛泽东时代，更具有全能国家的特点，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观察者网或断言"在一切皆靠财政拨款的计划体制下，文学界只得通过仰承国家意识形态的喜好，在国家政策的指挥下有序的运作。与文学相关的文艺刊物、图书出版、经销发行以及稿酬评奖等都借助物资的调配与划拨而被无形的国家意志所掌握、控制。"更有论者将此时期文学直接定义为"国家文学"：当文学（在国家范围内）受到国家权利的全面支配时，这种文学就是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利的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利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为国家权利服务。这类判断是否过度放大国家权力？中国社会运作极其复杂，在历史上，国家权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宰制"社会空间与民众思想，极为可疑。即便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不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过于夸张的估计。据笔者阅读当时《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诗刊》、《新观察》、《说说唱唱》、《文艺月报》、《收获》、《天津曰报•文艺周刊》、《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文汇报》"笔会"副刊及大量回忆录、批判材料、"大字报"等所掌握的原始史料看，有关"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的判断，其实含有较多想象成分，某些结论甚至不能成立。据有关材料，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的一些文学体制受到了明显抵制。1951年5月，中宣部正式规定"普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