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其突破摘要：S商店拆迁的典型案例，真实再现了城市拆迁中公民参与过度与利益表达受阻的双重困境，缺乏畅达互动的沟通机制是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社会自治性组织的发展有助于摈弃政府与公民间“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推动两者之间新型利益合作机制的形成，也能对城市拆迁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发展起到程序性保障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是破解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困境的基本路径。关键词：城市拆迁；决策过程；公民参与；社会自治性组织：C934文献标识码：A：1001-5981(2007)04-0009-06城市拆迁攸关被迁拆人的基本权益。如何扩大被拆迁人的参与，让其利益得到充分地表达，而又不至于膨胀公民的心理预期，导致拆迁工作难以开展的困境，是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亟待思考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对此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但这些研究或侧重于公民参与自身行动结构（如参与动机、参与形式等）的考察，或偏向于政府体系对公民利益吸纳能力的研究，而很少从两者联立的角度进行分析。事实上，任何公民参与都涵盖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公民通过各种策略性行动向政府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意愿、利益和其他诉求，以谋求政治体系对自身利益的偏袒和维护；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不断地通过这种“政治沟通机制”将自己的意志传输下去，以寻求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整合[1]53。因此，如何在既定的政治社会关系格局中，寻求两种力量的均衡，并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它们保持一种相对友好的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本文以S商店拆迁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为个案，从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视角来对城市拆迁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成因进行初步分析，重点考察两者之间沟通机制的缺失如何引致参与过程中的分立、磨合和冲突，以及社会自治性组织在弥合这些分歧中的重要作用。一、S商店拆迁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公民参与的困境S商店位于中国某著名高校B的核心地带，属计划经济时代商业部门开设的商店，产权属于B高校，但使用权属于C公司。近年来，为适应校园整体规划的需要，B高校决定收回商店的使用权，并于2004年10月与C公司（S商店当时的上级公司）签订交接协议。根据协议，B高校支付C公司经济补偿100万元，C公司归还房屋使用权。但在移交过程中，由于补偿标准偏低（商店共21人，每人补偿1.9万元），以及S商店员工对所属上级公司行为的不满和不信任，移交工作受到员工的强烈抵制。商店员工在店外打出了“要民主、要人权、要生存”等条幅，并通过到学校和政府机关集体上访等途径呼吁政府与社会的关注与支持。鉴于B高校在中国特殊而敏感的地位，S商店的拆迁问题迅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在他们的直接干预下，2004年11月H区政府开始介入，并在与B高校、C公司进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依据该方案，职工补偿金由法定补偿金、社会补偿金和激励奖金组成，总金额达126万元人民币（其中的105万由H区政府支付），人均补偿金额约为6万元。但职工表示这个补偿数额不足以保证他们基本生活需要，继续要求增大补偿额度。一方面，他们通过给温家宝总理写信、集体上访、咨询律师、走访人大代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等方式，不断给政府施压；另一方面，他们在商店原址招租摆摊、当街叫卖，开始非法经营。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B校师生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引起了包括该校学生在内的多方关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些讨论。迫于此种压力，H政府、B高校、C公司于2005年2月重新召开协调会议，研究拆迁问题。会议决定：（1）B高校在原协议100万元补偿金的基础上再增加30万元，H政府承诺的105万元补偿款不变，而将补偿总额增加到235万；（2）B高校协助C公司做好该店职工的思想工作。到2005年5月，商店已经有2人由公司安排工作，6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问题取得了局部进展。但由于H区政府承诺的补偿款项没有到位以及C公司的不作为，其他13名职工继续抵制，S商店拆迁问题仍在持续。不过，这期间拆迁工作的重心已转移到如何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上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