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前景2013-11-1109:12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张岂之《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中的许多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今日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刻。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说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要追溯到中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对此，已有很多人论述过。这里谈谈我的看法。■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我国考古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而文献中所说的“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按照炎帝和黄帝的传说，证之以考古学研究成果，可知炎黄时代的主要贡献是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我国农业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距今约一万年。在原始农业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原始文化。笔者认为，原始文化不能称之为原创性文化，当时文字初创，没有文化观和思想体系，是文化源头。中华文化的原创性文化指的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农业与祭祀祖先对中华原创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小米）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主要是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儒、道），构成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中国史学家侯外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系统地论述：中华文明起源和西方古希腊不同，在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权力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君权与父权统一。由此，国家与宗族合为一体，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周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伦理范畴：敬天、孝祖和保民，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形成了儒家的礼乐文化体系。“儒家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礼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使之处处中节，符合德的要求。乐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是要解决礼的根源问题。”礼乐二者内外相成，密不可分。漫长的农耕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题：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这和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与思维关系不同，天与人的关系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不是对立，也不是相互排斥），以及人的地位、人的责任和人的特点。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老子》书有“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37章），从自然反观人生，认为圣人立身处世，柔弱似水，谦恭少言，达到“无不为”。还有，中国变化多样而又具有内聚性的地理环境，也影响了中华文化。从中国地理环境看，东面是浩瀚无边的大海，西部是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昆仑山和戈壁沙漠，西南是喜马拉雅山，北面是西伯利亚，南面为崇山峻岭和海洋。这种地理环境不同于古印度、希腊以及阿拉伯国家，形成了文化各异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的各族和文化。自古生活于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向外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特别是汉族的文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几千年来，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秦汉时期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汉书·董仲舒传》）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第一个盛世。在古代中国，尽管有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