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保守主义三大支柱性概念是公义、次序和自由。法国自由主义则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前者首先注重公义和次序，后者则是自由和平等。公义就是各得其所，确保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不受侵犯。次序就是确保社会的安全与和谐。自由则是甘心乐意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自由也要用秩序保护。民主更要公义在先。这样一个区分非常重要。我们对民主和自由不甚了了，对英美体系和欧陆体系的区别更不甚了了。所以，常常一脚迈出去，就走偏，市场改革已经变了味，希望宪政改革不要变味。我们究竟是更加看重平等、自由、博爱还是公义、次序和自由呢？陈岚：今天我来到这里请求请求你们的赦免赦免我的原罪我有原罪我有原罪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降生在乡村和降生在城镇，他们在中国，就注定了命运之迥异。一切开始于1949。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曾经短暂地实现过均田地的梦想，旋即又被合作社消灭。而为这个类似“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承诺，让他们交出的是自己人身自由和后代的自由。在中国土地上前所未有、移植于前苏联的户籍制度，将一个国度里的人，分为了天然的两种。农民和居民。农民被固定于以公社、生产队为营地的集体农庄中，成为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由择业的一个特定人群，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将世代为农庄效力，耕种不属于自己的田地，按照劳力的付出和收成的好坏，领取聊以维生的口粮。就实际拥有的人身权利来说，并不优于俄罗斯庄园主隶下的农奴。——只是，他们属于共和国。1959年起，三年大饥荒中，大批的农民死去，并不是因为传说的自然灾害，亦不是因为真的没有粮食，而是为大跃进和放卫星买单，农民被征收了过头粮，为了凑足征敛数额，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夺去。他们饿死的时候，很多县城和生产队的粮仓，是满的。而农庄的人身依附条款，禁止他们自由流动，在过去，人在饥荒中还可以外出逃荒，但在那恐怖的三年里，死神借助严格的人口监控制度编织成无所遁形的罗网，大批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们活活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村庄周围的树皮草根皆已剥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觅食，饥饿的母亲煮食自己的孩子，人们甚至将下葬的死者挖出来割食。仅仅河南信阳一县，就饿死100万人。身为农民，剥夺了自由就业的权利，政策制定的剪刀差，让他们注定在医疗、教育、交通、资讯等一切社会福利上，都几近于无。一张城镇户口，曾经可以决定多少人的一生？婚姻、上学、就业、疾病、甚至死亡.....在漫长的时间里，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考取中专以上学历——转户口。而这样可怜的机会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实施，农民子弟越来越上不起学，而那昂贵的大学里，真正能够给孩子们提供真才实学、就业技能的空间是如此狭小，和真实的社会又如此错位，使得读书不仅仅成本高昂，还成了一项只有投入而回报渺茫的投资。高涨的房价，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截断了故土在遥远的乡村的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居留和生存的最后希望。乡村，已经沦陷，城市，如此陌生。生育不能自由，亦无养老保障，是农民付出的另一个代价。强制计划生育从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农村至少制造了3000多万的流产、引产。城镇人口的节育当时有国家养老政策的保障（现今也终于明白：养老不能靠政府），而对农民来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没有儿子，他们在农村就是无法实现养老。迄今为止，农村女性人口一旦出嫁，她名下的土地就会被收回。这样现实而残酷的政策摆在这里他们怎么能不千方百计地要一个男孩？对女性胎儿、女童的歧视，在这之后，上升到了顶峰。层层压力递到最弱势的群体身上，中国女性的自杀率居世界第一位而其他国家，普遍是男性自杀率据高多少农村女性一头受着计生政策强制堕胎的威胁，另一头又受着家庭必须要求生出男婴的催逼。随着人口出生中性别比上升到男女比例在2011年高达118.06/100,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产生3700多万的单身男性人口，注定找不到适龄配偶。改革之后，当现代工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人口时，农民被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分：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角落里，他们透支健康、青春、安全、体力，创造出带血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