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与现代的“我”·梁秉钧一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新诗作品，由整齐的格律出来，走向诗体的多元化，有浓缩的文言转向叙述性较强的白话，由于诗人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个人思想的觉醒，往往流露出强烈的自我个性，明白如话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中国旧诗以含蓄著称，可以用典故、对仗、语法的省略或是景物的寄托令诗人的自我隐而不露；但早期新诗人如郭沫若与传统不同的地方，正在他如何直接喊出自我的感受：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天狗》）到了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在穆旦这样的现代派诗人笔下，自我却是不完整、不稳定、甚至带有争议性的；他会说到“我们失去的自己”（《从虚空到充实》）或者“不断分裂的个体”（《智慧的来临》），这些看法，与郭沫若对自我的发现和赞叹，有很大差别了。艾荣·侯奥把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种区别：在最初的阶段，现代主义并不掩饰它如何继承了浪漫主义，自视为自我的膨胀，凭着个人的活力，对事事物物作出超越而狂乱的夸张。在中间的阶段，自我开始从外面退回内心，细密的审视自身内在的动态：它的自由、压力与变幻。（注1）穆旦的诗正是这种发展至内省阶段的现代主义作品，不再是一种自我的爆发或讴歌，而是强调自我的破碎和转变，显示内察的探索。这种感觉到自我既虚幻又不可把持的态度，未尝没有一个时代的背景。穆旦在抗战时开始写诗，随校并入后方的国立西南联大，毕业后参战期间，曾在一次殿后战中，迷失于森林，筋疲力倦又患上痢疾，还一度绝粮达八日之久。但他的诗作却没有自我歌颂或丝毫虚假的英雄主义。穆旦所受的诗的教育，以及五四以来新诗发展到这阶段视野的成熟和诗体的多元化，帮助他深入地反省经验。在《防空洞的抒情诗》里，因为题目特别表明是抒情诗，或许会叫人想到是主观抒写自我刹那感受的作品，不想他开始就写到自我以外的他人：他向我，笑着，这儿倒凉快，当我擦着汗珠，弹去爬山的土，当我看见他的瘦弱的身体战抖，在地下一阵隐隐的风里。这诗发展下去，写到防空洞里所见的都是普通人，他们所说的话也是寻常且琐碎的，没有抒情的味道：我正在高楼上睡觉，一个说，我在洗澡。你想最近的市价会有变动吗？府上是？哦哦，改日一定拜访，我最近很忙。寂静。他们像觉到了氧气的缺乏，虽然地下是安全的。互相观望着：O黑色的脸，黑色的身子，黑色的手！这时候我听见大风在阳光里附在每个人的耳边吹出细细的呼唤，从他的屋檐，从他的书页，从他的血里。诗人把日常对话没头没尾的并置在一起，强调了这些说话的几乎是无分彼此的普通人，话由谁的嘴里说出来都差不多。虽然在最后的三行里，“我”和“他”或“他们”好像有分别，但是所有人其实都置身相同的处境，同样面对战争阴影的威胁、面对生活会变得琐碎而无意义的危险。在插入的段落里，人物好像被喻为阴魂。在随后的两段中，因为采用了普鲁弗洛克式的独白，“我”变得有点像是虚构的角色，“我”和“他”不是那么容易分辨了：我已经忘了摘一朵洁白的丁香花挟在书里，我已经忘了在公园里摇一只手杖，在霓虹灯下飘过，听LoveParade散播，我忘了用淡紫的墨水，在红茶里加一片柠檬。当我们阅读艾略特《普鲁夫洛克的情歌》，大概会一方面追随普鲁弗洛克敏感而神经质的言辞，了解他的怯弱和忧心，一方面又因他略带夸张的比喻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令我们有了反省的距离去思考。正如批评家罗拨·兰布林指出，戏剧独白的魅力在于“同情”和“判断”的两种力量互相拉扯。穆旦本人译过《普鲁弗罗克的情歌〉，对诗中的语气也有所体会。（注2）艾略特反对浪漫派直抒胸臆的做法，所以说诗不是个性的流露，而是个性的泯灭，又提出戏剧性的表现方法、运用客观相应景物衬托等。穆旦显然也从这里找到一些表现的方法，用独白的新诗，以自我去体会他人的生活。《防空洞的抒情诗》从自我的第一身叙述开始，它在对话的并置中也常用“一个说”来显示自我与他人的分别。但诗中的“我”渐渐变得不可靠，诗最后写出“我”的死亡，令人分外感到诗中的我是极度虚构的了：谁胜利了，他说，打下几架敌机？我笑，是我。当人们回到家里，弹去青草和泥土，从他们头...